一本正经的读书会：geli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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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读书会乔没有回来，但他的承诺回来了。为了大家“黑得”时长久念叨的牛排，他果真把大家的嘱托那么当真。
—《非洲手记》
黑得先生和乔少校
严歌苓
大使馆来了个新人，名约翰姓黑得。黑得先生不满40，还在打光棍，个子偏高，形象偏帅，发色偏棕，一说话脸就红，脸一红就乐，笑起来像个女孩，所以他一搬入大院就被各家主妇们请去做客。刚到的一两周，晚饭不愁没辙。日子久了，他经常打听，谁家周末办晚宴。晚宴是夸张了，在尼日利亚那种物质匮乏的大环境下，充其量就是烤几大张匹萨饼，或者做一锅意大利面条，再来一大盆蔬菜沙拉。非洲日照过烈，蔬菜纤维长而结实，进入人体似乎未被消化，而是被纺织了一遍。因为黑得先生单身，自己开火劳民伤财，所以大家觉得请他吃一餐不过是往沙拉盆子里多加几片菜叶而已。于是黑得先生蹭饭，被普遍接受了。
不久美国外交官家属大院里多了个动词，叫“黑得”；想上别人家蹭饭，就说上某人家“黑得”去。好比“上海”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旧金山也是动词：那时各国人蜂拥到旧金山淘金，每艘到港的邮轮都会有一半海员叛逃，跑到矿区淘金，返航时船上的老大不得不雇佣黑帮绑架城里男性，强迫他们做海员。这种绑架就叫“把某某上海了”，因为上海是个既遥远又未知且神秘的地域，对于这种凶吉叵测的被迫性远航，人们就叫“上海”。如是用作及物动词，就说把他“上海”了；若用作不及物动词，他“上海”去了。正如“黑得”成了蹭饭的动词。
我组的饭局据说是人们最乐意“黑得”的。因为我既不会烤匹萨，又不会做意大利面，一般就是4个冷盘，6个热菜。请的客人少也会有两个家庭，多的时候高达近30人。为了让大家尽兴“黑得”，我种了半亩菜园，尽管大蜥蜴爱吃我的尖椒，麻雀好一口豆角，丝瓜不好好在架子上结，全爬到电话线上，每次釆摘都得搭最高的梯子，冒触电的危险，但终究还能收获一点异国风味的蔬菜，打破了本地两三种蔬菜的单调。我做的甜面酱焖扁豆、干煸四季豆、烤茄夹，是很受欢迎的。为了换花样，我尽量拓宽培植蔬菜的种类，比如发豆芽。发豆芽当然是绿豆和黄豆都一块尝试。经过多次试验，绿豆比较争气，颤巍巍出了又细又长的嫩芽，一根有三四寸长，锅里一炒，进一步缩水，盛出来像一盘炒棉线。黄豆呢，好不容易出来一根小尾巴，再怎么伺候都不肯长长了。有一次长了有一寸长，活像不健康的蝌蚪。我这些植物“蝌蚪”做配菜，做了个红烩面筋，面筋泡里预先塞上肉馅，居然让来“黑得”的客人们惊艳。
我用得最多的材料还是从美国运到阿布贾的，比如花菇、香菇、木耳等各类干菌，盒装的保鲜豆腐、黄花菜等等。（上面提到的那些干货和保鲜豆腐，现在我一闻到气味都想吐）因为我的烹饪是以素材为主，肉类为辅，荤菜只做点缀或起到提味作用，所以来我这里“黑得”的人们不至于餐后因暴撮一顿而悔恨。有一次我请来的客人中有副大使两口子，副大使夫人告诉我，有些人本来准备出差，但收到我的晚饭邀请就把出差日期推延了。她的意思是想说明，来我家“黑得”对人们多么有吸引力。
第二年我们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从纽约来，美食家，也是好客的豪爽之人，常在家里宴请。跟他比起来，我的饭局就显得土了。纽约人的一套锅具就值一两千元，刀具也是大品牌。每一道菜都照本宣科，有历史，有出处。我在他家“黑得”一餐之后，回请他赏光尝尝我的中国菜。他到我家入席之前，先视察了一番我的厨房：我手里掂的一个炒菜铁锅黑头土脸，锅铲可以拿到院子里种蒜头。那两件家伙还是80年代中期来瑞在沈阳当领事的时候买的。纽约人看着我正用一堆破铜烂铁煎炒烹炸，顿生怜悯，厨房首先有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席间纽约客吃得很美，问这些菜肴是否就是用那样原始的锅具烧出来的。我说没错。他建议我来一次厨具升级，投资个千把美元，邮购一套好锅好刀。我笑着挑衅他，好锅烧岀好菜，情理之中啊，有本事用垃圾锅具，要是照样烧出好菜，那才是真本事！客人们嘟都笑起来，他承认我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也经历过失败。阿布贾的超市没有新鲜肉食，要吃新鲜肉必须到多里地以外的农场去订购。那次我想到，客人们在我家久不吃荤，该是破例的时候了。于是我就预订了两公斤排骨，打算做个糖醋小排。等到下午送货车到达，各家订购的货物都被取走，却不见我订的那两公斤猪肋。送货员把一束垂头丧气的玫瑰给我，说这是我上周订的花，但是这周订的排骨要到下周才有，这周只有肥肉。说着他把沉甸甸一个纸包打开，让我验货。果然肉是肥的，明晃晃的白膘一寸半厚，下面只有薄薄一线红非洲人养猪方法自然而环保，绝不使用瘦猪科技或瘦猪诡计，自然出栏的猪多半膘肥体壮，而在解馋和卡路里摄人上，肥肉吃一回顶瘦肉吃三四倍，不是合算许多？肥肉有什么错？没办法，只好收下肥肉，把当晚菜谱里的糖醋小排改成了洋葱煎肉饼。肉是从肥票上片下的那一层瘦肉，混搭两块鸡胸，搅碎之后整整要在盆子里摔打30分钟，才能达到嫩滑口感。这还不够，我又别出心裁一番，往肉里拌了一些印度咖喱粉。临时改计划总不免手忙脚乱。煎黄的肉饼刚放进烤箱，客人们全都准时到达。不可不到客厅欢迎一番，再陪饮半杯小酒，车上一两个小话题，再回到厨房刀叉剑戟地奔忙在灶台案台之间时，比原定的开饭时间已经晚了半小时。黑得先生跑到厨房来慰问好几次，有两位夫人也来厨房请求我派活儿给她们，实际他们就是来提醒我：饭点过了，过了很久了。
我一再放出话去：马上就开饭。这个“马上”一直拖延到天黑。
终于出事故了。一个小客人因为太饿而误吃了狗零嘴。小客人4岁，家教优良，即使饿急也不哭不闹不出声只是在房子的各屋转悠，转到储藏间，发现一袋饼干是打开的，便拿出一块来啃。狗狗可利亚从他开始啃这块饼干就跟上了他，两眼从多毛的脸上发射出愤怒的目光，不断向他手里的饼干扑跳，喉咙深处还呜呜低吼。请客人来吃饭的是我们，而不是它；它那点从大洋彼岸运来的饼干主人对它配给定量，每天克扣着发放，居然这个小小的人类成员拿它的东西自行请客。可利亚的低吼让我警觉了，定神一看，小客人已经把狗饼干吃了大半。
不管人们怎样尽情“黑得”，还是常常感到重大或缺，缺的是美国牛排。那肥嫩鲜美的牛排，一口下去，全化在嘴里……有一次武官处的一位叫乔的少校去欧洲的美军基地出差。人们立刻想到基地军人供销社出售冷冻的美国牛排，便都求乔少校代购。乔的性格随和，为人厚道，一口答应下来。从阿布贾出发，他带了一个空的大号旅行箱，打算装满一箱牛排带回来。回程他需要在拉各斯机场停留一个多小时，进行一场工作会谈，只能由燕莎的航班换乘为尼日利亚航空的航班。最最不幸的事发生了，乔换乘的航班失事，坠落在拉各斯和阿布贾之间的山区丛林里。飞机刚失事，无法证明乔是否换乘了那个航班，人们还抱着一线希望。第二天在失事地点找到了乔的勋章，那是唯一没被烧毁的遗物。也是在第二天，燕莎公司托运处送来了一个沉重的大箱子，因为这箱子一直无人领取，上面带着旅客姓名和地址。打开箱子一看，是满满一箱美国牛排，干冰已融化。大家都流泪了。乔没有回来，但他的承诺回来了。为了大家“黑得”时长久念叨的牛排，他果真把大家的嘱托那么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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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目光投到小说之外的文本中，会发现另一种迥异的风景。与那些总是乌云密布的历史天空相比，严歌苓的散文，显得更为明朗，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身为尼日利亚外交官夫人，严歌苓对于非洲这片黑土地的认知，无疑要比其他的旅行作家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她用清新凝练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在尼日利亚的生活，同时又以一贯的温情目光与犀利思想，解读着她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本《非洲手记》——它是一本关于非洲见闻的散文随笔集，也是严歌苓唯一的手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