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报家门》
昨天下午，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
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但一个朋友送给我了手提皮包后，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这有什么难看的？现时的中国人，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摘菜洗碗的小工、司机和妓女，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我灵醒了，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我说去雁塔路8号。他说8号院，那是省委家属院呀，你家住在那里？我怎么能住在那儿，没脑子，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走呀走，走呀走，走过了多少年华……”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他骂了一句“仄”①，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就不做声。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小姐！”“又一个小姐！”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偏大名叫“小姐”！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吗？他骂贪官，又骂污吏，骂美国，也骂伊朗，骂下岗的工人多，骂街道的路不平，又骂股票下跌了，骂白粉也不纯，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交通警察，“我要是不开车了，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我害怕起来，赶忙让他停车，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
没了电话本和钥匙，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明明是我的家，我不能进去，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秦琼敬德不认我。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我得去看望，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单位出现人事内讧，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没有了电话本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是个瞎子、聋子、星外的来客，一条在沙滩上蹦的鱼。我大声地发着脾气，门却“咚咚”地被敲响，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沓表格要填。我坐下来写：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我想，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4—0—7—！”这当然喊的是我。我走下楼，是邮递员送来电报。“你是吗？”他要证实。我说是的，现在我是，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在单位我是，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去机场安检处，我是。说完了，我也笑了，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呀，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我重新返回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在四楼的楼梯口上，隔壁的那位教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正逗他的小儿玩耍。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眼，这是你的鼻子……”小儿却说：“都是我的，那我呢，我在哪儿？”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
“谁呀？”
“我找贾平凹！”
“你是哪里？”
“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您是贾平凹吗？”
“是……贾平凹的哥哥。”
“贾平凹还有个哥哥？”
“是堂哥吧！”
“哇！我终于找到啦！我寻不着贾平凹，我却寻着了029！”
“……”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要不，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
我是离不开电话的，但最令我胆战心惊的就是电话，它几乎是每10分钟就响一次，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呼你、催你、逼你，永远不让你安静地呆一会儿。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包括他的数字，就是咒与符，有的名字和数字会给你带来吉祥，有些名字和数字带给你的却是烦恼和灾害，我称我的电话是勾命的无常！现在，电话里的声音是个女的，好听的东北语调蛮有节奏，说着说着已经开始带有“哭音”了，我只好坦白了我就是贾平凹，问什么急事？她在那里高兴得拍桌子，啪啪啪，她说他们在编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丛书，一定得我参加，然后是一大堆“奉承”我的话。奉承是廉价的，当年全国都在说“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1万岁；我是40过半的人了，自觉已经静正，不以宠辱而动心。我说，我现在正身心交瘁，上有老下有小，还都有病；我也肝心胃坏了，需要去养一养，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我没出息，缠不过她，也是我一时要逃避，就说那好吧，让我考虑考虑，3天后给予答复。
进入中年后，我是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四肢愈来愈细，腰腹日渐宽大，是一个“人蜘蛛”。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了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我没有失眠的时候，只是没时间去睡。我的同学，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他说：“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之所以不死，是并没有得道，或者说，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我和冯教授喝酒——我们常常喝酒——他常常就醉了，他爱说：“但知酒中趣，勿与醒者传。”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那就是逃避。
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脑子却不由得不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
二
《初中生活》
我是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翘。我打不过人，常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门前的公路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联走过，扛着呼啦啦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摸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了，站在那里对路过的汽车喊：五毛钱！五毛钱！汽车没有停下，一个红卫兵摇摇晃晃地从那一片冒着白烟儿的路上走来。他是个光杆儿司令，打的是一面“独立战斗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动就从地塄上抠一点土放嘴里吃。他爱吃土，令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要掏。司令立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提起那串老黑鳖走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我的脑袋大，军帽戴不进去，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口儿，直戴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
许多人开始改名了，改成“红卫”、“卫东”和“卫彪”，我改做“志强”。但这名字没有叫开，因为我姓贾，叫起来是“假”的。30年后，西安的一家夜总会，有人用粉笔在门墙上写了对联：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亲热。横批：钱是真的。我就想到了那次改名。我那次改名倒是一派真诚，只是姓不好。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左”派。即使从政做领导，也天生地不会让部下生畏的。
那天，军帽差不多戴得油腻兮兮的，端了碗蹲在猪圈墙上吃早饭。棣花街是世世代代每日吃三顿饭的，9点一顿，14点一顿，晚饭就没迟没早了。据说县城附近的村庄已开始吃两顿饭，这就让棣花街的人非常骄傲。我吃的是煮了洋芋的包谷糁米汤，一边吃一边将碗里的米汤往猪槽里倒那么一点，哄着猪呱呱呱地一阵吞食，一边与同样蹲在另一个猪圈墙上吃饭的人说闲话儿。那人的饭同我的一样地稀，但咂嘴的声音却比我大得多。我们由没有馍吃而说起了吃馍的山外人，又从山外人有馍吃却长得黑瘦如鬼说到山里人饭稀但水土硬人还长得白里透红的。不远处的一个茅房墙头上就冒出一个乱蓬蓬的女人头，恶狠狠地瞪我们。我们是知道她蹲在茅房里的，她是才把自己的女儿出嫁给了山外人，获得了斤麦子10斤棉花，是故意要让她听的。我们在继续作践山外人，说山外人那么有粮，吃完饭却要舔碗的；舔碗是什么感觉呢？孩子拉过了屎，吆喝了狗来，狗就伸了软和的舌头舔屎尻子！这时长来、安娃、忠勋来叫我，说是去商镇领取初中毕业证啊！
“咱算毕业了？初中才学到一年半就毕业了？！”
“你没有收到通知书？毕业了！”
我把饭碗放在墙头上，心里想，这就彻底不上学了？！那女人提着裤子走去，走到村边的地塄上检查几窝南瓜结下的瓜；突然发现一只瓜被人偷去了，扯着高声叫骂，骂得全村人都听见了心发烧发慌，骂得鸡狗不安宁。但骂着骂着，骂出了一句：“你×你妈的吃了我的瓜，让你嘴烂成尻子，让你尻子烂得流血屙脓！”和我说话的那人就拾起了话头，变脸责问你骂谁呢？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痔疮，这几日走路屁股缝里还夹着纸。两厢一交火，骂人没好口，都发急，一个扑上去扇了一个耳光，一个顺地倒抓了一个交裆，双方的家人就闻声赶来了。我害怕，抽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打啥哩，有啥打的，咱领毕业证去啦！”
学校在商镇，离家15里。丹凤境内十之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的好地方只有龙驹寨、商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棣花称街，商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像要把两边木板门石房挤塌了似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进到镇西头的大集市场上。那里有一棵大药树，几个人搂不过来，父亲去给我买作业本，我靠着药树一动不动地蹲着，看旁边一个钉鞋的，钉一会儿鞋，从怀里掏出个小酒瓶喝一口，真是羡慕死了！后来，父亲过来，牵着我往东走，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的主任是我们棣花街人，头圆圆的，肚子很大，父亲和他说话，我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已经捞出来时间长了，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我们又往前走，我恨我不是那只苍蝇。在街东头，那里有粜卖粮食的，父亲把那一口袋一口袋的麦粒抓起来看成色、问价钱，又把包谷抓起来看了，问了价钱，最后却和一个卖烂米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烂米是里边有着稻皮角的，吃不成蒸饭，可以做米面儿，价钱便宜。但父亲买不了那一口袋，卖主似乎在嘲笑父亲是教师，挣国家钱的，一口袋的烂米还买不了吗？父亲仰了头沉思着，好像在计算着什么；后来吸烟，烟影在地上呈着土红色，嘟嘟囔囔地说要给孩子报名的，真的没钱了，就买了半口袋。父亲到底是好父亲，他将烂米装在早已拿着的一只口袋里后，却跑过去给我买了一把水果糖，这令我喜出望外！我剥了一块用舌头舔，抬头瞧见旁边铁匠铺拉风箱的小儿在瓷眼儿看我，我立即将糖囫囵含在嘴里，我的腮帮子鼓起了一个包。一直走过了长街，直到学校的门口。校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头儿威严地坐在那里的长凳上吸旱烟。我知道他是门卫，害怕起来。不知怎么，我不害怕老师就害怕门卫，他头上方写着的“准时到校”四个字，像我在城隍庙里见到“你来了”一样心怀恐惧。父亲和我立在路边，他指点了远处河对面的山说那是商山——山形果真像个商字，我却看它像个坐着的巨人——商山是历史名山，商鞅当年封邑在这里，秦末汉初的“四皓”也曾居住在山上。我听父亲说着，心不在焉，又看了一眼那门卫。中学的门卫比小学的门卫更瘦，脸更凶。父亲说：“糖甜不甜？”我说：“甜！”父亲说：“将来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筐糖！”商山顶上有一朵云彩，停住不动，太阳将四边照得通红通红的。父亲却说：“我就送你到这儿，你去吧，你自个去报到吧！”说完他就推了驮着半袋烂米的车子折身要走。父亲是严厉的，他一旦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原指望他领我去报到，到宿舍里帮我安顿床铺，但他偏要我独自去，我只好拿了一卷钱走进了校门。回头看看，父亲却站在那里，一眼一眼地看着我。
我终于是个住校的中学生了，上衣的口袋里插上了一支乌黑的钢笔，在那个有窗子没有玻璃的宿舍里与两个同学搭铺或与三个同学搭铺。我是尿过床的，也在身上发痒的时候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在窗台上用指甲压死，天明时那里留下一张瘪白的虱子皮。学生灶上的师傅有一颗发红的秃头，给我打饭时总是汤多面少，画过一次他的漫画在第三排教室的后墙上，而且配上一句话：秃，灯泡，葫芦，绣球；也因肚子饥偷吃过学校后院的毛桃，因作文本上错别字多被老师在课堂上示过众。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在学校里文体活动积极参加者都能引人注目，这两方面我都不行，就盼考试，一考试就能显示我的存在了。规定是一周一篇的作文，我几乎一直是一周写两篇。我曾经重写过一位老师为我起草的在全校会议上的讲话稿，也曾经被语文老师关在他的房里替他为别的同学批改作文。学生灶上的饭常常使我们挨不到时候，但为了节省吃饭，星期日回家带来的黑面馍和冷熟红薯，有两天就用开水泡了吃。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永远在诱惑着我们，我无数次地在那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闻香味，而我仅有一次进去用8分钱买过一碗面条，面条吃完了，发现碗底竟还有一只苍蝇。星期六的下午从来是不吃灶上饭的，赶15里路回家去吃一顿糊涂面。糊涂面即是包谷面糊糊里煮面条和酸菜，算是最丰盛的饭了。我可以一口气吃三大搪瓷碗，肚子就像气蛤蟆一样凸起来，鼓腹而歌。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粮食，提着酸菜罐，徒步再往学校去。这个晚上的宿舍里大家几乎都吃坏了肚子，响屁连天，不停有人跑厕所，天明总会发现有稀屎从门口一直拉淋到厕所去。我提的酸菜罐系儿很短，因为个子矮。村人见到就说：罐罐来罐罐去，回来提个罐罐系儿。我真的常常提罐罐来，罐罐撞碎了，系儿保存着。天晴的时候，我们穿布鞋或草鞋，天一落雨，就打赤脚，我穿破过十几双布鞋和几十双草鞋。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子是经年编织草鞋的，他编织的草鞋是用从河滩捡抛死婴的裹布做鞋耳的，穿着那鞋子我总觉得有孩子在哭。穿透了底，就脱下来高高地抛起，让它挂在树梢上或电线上。15里的路边树上和电线上常能看到那些破草鞋，摇摇晃晃的，提示着行人这是一条学生的路。
但是这次，我们再没有提酸菜罐，也没有穿草鞋，我们是毕业生了，毕业生应该有毕业生的体面。校园里很冷清，并没有多少老师和学生，野草丛生，墙上到处是被雨淋得已经肮脏不堪的大字报。据说这里曾做过一派组织的营地，高高的院墙里设有木架，还堆放着破砖和桌椅板凳腿儿。门卫已经很老了，患着哮喘，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剧烈地咳嗽，只说一阵咳嗽完毕，但又“咔咔咔”地咳起来，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倒担心他从此就要过去了。我们吓得忙去扶他，他却又活了来，口里吐出吊线的痰来。俄语老师抄着手，踽踽地走过来，他看见了我们，喜欢地说：“毕业啦？”我们说：“毕业啦！”我们突然觉得应该送老师一件礼物，但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我上课的座位总是在头一排，老师教卷舌音的那堂课，他一直站在我的课桌前，他的唾沫溅湿了我的课本，也溅湿了我的脸，我不擦，一动也不动。老师说：“回家了，有空儿得翻翻书，学俄语还是有用的。”还有什么用呢？国家已经与苏联反目了，即使专业人员也已没有了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何况我们毕业了，就永远去做农民了！告别了老师，我们觉得他有点迂腐，一转过墙头就笑起来。说实话，我们很快乐，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一趟一趟步行15里到学校去了，再也用不着整日背诵那些枯燥的俄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了！
我们领取了毕业证，在校园里四处走动，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我们抬起了脚，看谁能把脚印按在墙的高处；又左盼右顾，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但是，到处是废纸、砖块和桌子板凳腿儿，所有的教室都上了锁，隔着没玻璃的窗子望进去，我的那张课桌还在，凳子没有了，桌面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一只麻雀在上边走出几行“个”字。这麻雀前世也是个学生，我这么想。我趴在窗口上，趴了很久，一回头竟瞧见了前边一排房子屋檐下的电线上还挂着一条破布，脑袋里“嗡”地响了一下。一年半前，我们批斗了姓王的老师，批斗的那天许多人上去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有人就将撕下的一条布扬手一甩，布条便挂在了那电线上。王老师是第二天黎明在商镇的一个水库里投水自尽的，没想到这么久了，那布条还挂在那里！于是，我想起了教生物的刘老师还在不在牛棚？刘老师情况又怎么样？王老师被批斗的前3天，刘老师被剃了光头游街，我的那个头上长疮的同学在她游街时把一双旧鞋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问：“挂旧鞋干什么？”他说：“她是破鞋！”我那时并不知道“破鞋”是什么。也就是这位同学，我们去西安串联时他是队长，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我因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坐在厕所外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他便指责我排队不积极，惩罚我，不给我发买来的纪念章，使我坐在广场上伤心地哭。这时候我想起了刘老师，也就想起了长疮的同学，刘老师头上的头发是不是又长长了，那长疮同学的疮肯定还没好，活该他一辈子长疮！
离开了窗口，下台阶时，我看见了另一个门口前的小小台阶。那小小的三层台阶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修的。我们是学过雷锋的，在学校的范围内挖空心思地做好事。有一天，当发现班长和两个团员修起了教室南边的台阶，我们就商议修教室北边的台阶。虽然教室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北边根本用不着修台阶的，可我们还是修了，老师和同学走不走这台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那一年是学雷锋做好事最多的一年，有那么多的同学都拾到了钱交给了老师，我就奇怪路上怎么总有遗失的钱呢？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将自己的钱说成是捡的上交了。下午放学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丹江，那里有一座木板桥，我们就在桥板下支了一块石头，专等有人过桥时落在水里我们去抢救。结果并没有人过，却有一只狗从桥上跑过，掉了下去。我们没有去救它，它被水冲走几十米远后爬出来又跑走了。我们去宿舍，宿舍的门大开着，门扇上画着个大乌龟，那个瓷烧的尿罐还歪在门口，里边竟长出一株狗尾巴草来。往日里放尿罐的地方永远是湿汪汪的，半夜的月下，我们站在门口往外尿，看谁尿得远、尿得猛。那时是多么厉害呀，可以将尿罐下的一窝蛆冲死，就像电影中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冲游行的人群一样。有一次下雨，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尿——我爱做梦，往往起来小便眼不睁，小便毕了回床睡下，那梦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怎么尿也尿不完，我在迷瞪状态里误把房檐流水当做在尿尿了，在那里足足立了半个小时。前几日，我从街上过，坐在路边栏杆上的两个人在说话，偶尔有一句在感慨他们老了。一个说：“一看电视就迷瞪，电视一关，却又醒了。”另一个说：“年轻的时候按着按着就尿倒了墙，如今扶着扶着偏还是尿湿了鞋。”我听了，回头看了看他们，就想起了当年在中学宿舍的情景。冬天里，宿舍里如冰窖一般，夜里常有老师来检查是否按时熄灯，我们已经感觉到老师就潜藏在窗子外边，嘴都不发声，却在被窝里故意努屁，惹得这儿那儿有“嗤嗤”地笑声。当然是老师进来要追查是谁故意放屁了，当然又是小鼻小眼的陈××要打小报告。可怜的陈××在这个晚上就遭殃了，他有起夜的毛病，他一出去上厕所大便，宿舍门就关了，任他回来怎么敲也没人理，只好翻窗子进来。陈××现在是某县的一位副县长了，不知道他怎么就当上了副县长？！我站在了窗子下的那张床板上，这里曾经是我睡过的地方。安娃说：“你是欠我半口袋炒面的！”我点头承认。有一天夜里我俩搭同铺，饿得睡不着，他就拿出了他的炒面口袋。口袋并不大，炒面却装得满满的，就你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我，我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你，竟把口袋里的炒面吃完了。从宿舍出来，靠院墙根的那一片小树林子旁边是王老师曾经住过的平房子，长来、忠勋和安娃赶忙走过去，而且一边走一边“呸呸呸”地往空中吐唾沫，我却往平房子的后边去。他们说：“王老师来了！”我没有整过王老师，做了鬼的王老师是不会寻我的。我走到了小树林里去看那棵小桃树，小桃树已经有胳膊粗了，它并不是枝叶茂密，但亭亭玉立，临风摇曳。就是这棵小桃树，在它第一次结果的时候，我于一个星期五的午后发现了，是5个毛桃。于是，我保守着秘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放了学，别人都回家了，我钻进来，摘了所有的桃子吃下。后来，我有了奇异的感觉，看什么都是有生命的。譬如我住院，医院的人群里是混杂着鬼的，医院的一草一木或许就是曾经去世了的人幻变的；在大街上，又总疑心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是有着神祗或狐狸精以人的形象出现着。有这样的感觉就想到了这棵小桃树。是个好心的女子，它给了我一顿饭食。我抱着小桃树，向小桃树再见！安娃在那里大声地喊我，我出了林子，他们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支吾着不肯实说，学生灶的红秃头师傅就迈着八字步过来了。我和师傅吵过一架后，他每次打饭，勺那么一拐总会给我留得比别人的饭稠，但长来是仇恨他的，他从来都给长来留的饭稀，长来皱了一下鼻子，把头转过去。师傅说：“来领毕业证的吗？”我说是的，“几时到棣花赶集了，到我家去喝喝水呀！”我交待着我家的地址，他说：“去嘛去嘛，一定去的！”但他没有去过，据说他后来得了厌食病，活活地饿死了。
我们已经走出了校门，并且已经商量了今日每个人都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去商镇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一定要每人吃一碗素面的，然后不走公路，从河堤上，沿丹江溯流直上回棣花，天黑能到就天黑到，半夜能到就半夜到，反正要逍遥快活一次。我们掏钱的时候，长来将一枚5分钱镍币含在了口里，被我和安娃发现了，按在地上从嘴里掏出来。但走出校门，看见别的班级的学生有几个在那里照相留影，我们心里就来了酸劲儿。留影的是家住在商镇的学生，他们其中有干部子弟，穿得好，梳着分头，骑自行车，裤带上总别着乒乓球拍。棣花来的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或“一头儿沉”干部的孩子，一进校就人以群分了。
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依然有，人性天然使然。知识决定着人的素质，钱财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城镇的孩子与乡下的孩子智商并没有什么差别，城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聪明、大方、灵活是因为见多识广，乡下的孩子却因穷产生自卑、萎缩、胆怯而转为强烈的嫉妒。人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环境是改变着人的思维的，当我收集着各种汉代陶罐，在一只巨大的陶罐上写着“大观”二字时，我理解：大罐便是大观，大观便是大官，能从大的局面看问题的必然能做大官的。我住在西安，常常接触各方来的人，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和西安人思维不一样，西安人和县上的人思维不一样，县上人和村中的人思维不一样。当然，也有一类人，即从农民变成城里人后，比城里人更城里人。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他是由农村来的，他成为城市人后决不再回老家，老家来人从不请吃和请住，老家人一走，就会用消毒水、空气清新剂喷洒沙发。他越来越讲究，到了40岁，发展到了洁癖，买来的任何菜都必须用洗洁精浸泡，以至于有一次菜蔬没浸泡，全家大小都拉起了肚子。
看着商镇的学生大呼小叫地照相留影，我们就盼望有一只狗冲过去，或者，在哪儿找一只老鼠，蘸上煤油点着了，让老鼠跑向他们。但哪儿有狗和老鼠呢？我们不能把学校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带走，我们得拿些学校的东西！于是又返回学校，走到图书馆，图书馆的门窗全被木条钉死了，走过那棵丁香树下，伸手就折断了一枝，在北边西头的那间教室里，终于发现窗子上还有5块完整的玻璃，忠勋、长来、安娃皆卸下一块，用纸或衣服包了，夹在胳膊下。我该拿些什么呢？去扳动窗子上的铁皮活页和窗扣，用力过猛，擦伤了手皮，血流不止。
我们最后离开学校时是真真正正地做过一次抢窃者的，然后还蹲在教室角落里拉下了一堆臭屎。
三
《回乡》
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居于知识青年。但是，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而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是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报界里有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回乡的知青不是落难的公子，政府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文学也是不关心的。
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俗话又说：家无三代富，风水轮流转。城市就是个优胜劣汰的营盘，在城里住久了的一部分人走出城门到农村去，一部分农村的有为者离开农村到城里来，城市就永远是社会文明的中心，也符合城市的性质。如今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面临困境最大的是那些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特大工厂。为什么这些工厂败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大的工厂除了生产外拥有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专和服务性的娱乐性的一系列完整的设施。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几代人的内部消化，工厂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村庄，哪里还具备现代社会的先进性和文明性呢？在我的经历中，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老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前几年社会上流行一首歌曲《小芳》，暴露的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些知青对于后来进城时又抛弃了乡下姑娘的一份忏悔和追忆。我听见那歌曲中的“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姑娘们选择他们，是认作他们毕竟是城市人，终有一天会回城市。狼狗天生的比土狗漂亮雄健而有价值，我们作为男子的竟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当征兵、招干、招工以后，城市来的知青先先后后都走了，我们回乡来的知青并没有嫉妒和做过什么破坏工作，因为天经地义，他们是应该的。这如同都是窑里烧出来的，而瓦就是用在屋顶，砖块只能砌在屋基。但不能使我们心理平衡的，倒是长着吹火状嘴的，老流着鼻涕，在人面前抓虱子的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一位，他为什么就能去地质队呢？我们一群土著知青忿忿不平，密谋过、递交过攻击他的意见书，散布过他的种种不是的谣言。农民就是这样，方圆七八里，谁都知道谁家爷爷的小名；在村道里看见一只鸡，也清楚这鸡是谁家的媳妇喂养的。对于左邻右舍，若是日子过穷了，就嘲笑作践他的无能；若是谁家的饭比自家的稠了，又百般嫉恨。我们破坏“吹火嘴”去当工人的阴谋最后破产了，因为终于弄清楚“吹火嘴”的姐姐与公社大院的一个负责人有肌肤之亲，那干部是无法报复的。但“吹火嘴”家的几棵柿树被人用刀剥了一圈皮，不久就都枯死了。那时候，村里经常来一位阉猪的，骑一辆自行车，车头上插一根铁丝，铁丝上系一条红布条儿，工作轻松又收入丰盈。那天我正去看他给公路边那户人家的猪“摘蛋”，公社那个干部从“吹火嘴”家里出来，“吹火嘴”在临走时请客，那个干部喝酒喝得脸红红的。说：“你们几个同学都去喝酒了，你咋地不去？”我说：“我忙哩。”他看着我，笑笑，却说：“听说你在你们班学习最好，你就在村子窝一辈子？”我说：“我学阉猪呀！”转身就走，心里说：我学会了，我先阉你！20年后，我坐在书桌前读一本知青小说。我的女儿比我早几日读过了这本书，她感动得不得了，问起当年知青的苦难，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遇到饭店饿了一整天的饥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孩子！”
我们回到了家。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回到过家，但这一次回家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人，我们再没有了阳历，也没有了星期几的概念，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取下来，墨水瓶里开始有第一只苍蝇出入。村里李家的那个儿子新婚的第二天，在门首对人说：“一夜淑女成佳妇，从此男儿已丈夫。”我们像那儿子，也像那媳妇。
象征着我的中学时代的那个菜罐早已被酸菜中的盐蚀得外边一层白，回家来把绳系儿割断，母亲装着了辣面放在了柜台上。20年后，我喜欢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时脖子上就佩戴一件玉或石，作品完成后就将佩件赠送给我所心仪的人。再后，我热衷了收藏，其中最多的就是唐代陶罐和汉代陶罐，它们大到如瓮，小到如核桃。每每欣赏它们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那只酸菜罐。那是个没人能接受赠送的年月，装辣面的菜罐后来不知如何就没有了。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不堪回首往事，在城市的繁华中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我得竭力忘却和隐瞒我的过去，而要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母亲被接到城里与我同住后，有一天突然记起了那只酸菜罐，母亲竟也说不出那只罐子后来是怎么就没有了！我想，一只普通的罐子的存亡没有被记住，这是应该的，长长的日月就是这么逝去的。世上的万物都是来自于土、树木、鱼虫和人物，末了又归之于土，我们都不过是尘土的一场梦幻。如果我现在不是城市人，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过着还算优裕的日子，不是要写这本书，对于菜罐将不再提及。试想，世上有多少怀念母亲和老师的文章？细查一下，作者都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名人，不是所有的人不热爱自己的母亲和老师，而是名人才有歌颂母亲和老师的价值与意义！母亲讲，她却是记得我的堂弟的那个菜罐的，堂弟比我低一个年级，同我在一年里毕业，他的菜罐原本是瓷的，类似于沙锅，毕业后家里就用它做了熬药罐。这只药罐一直在村里使用了许多年。谁家有病人需要熬药了，就来借，熬过的药汤喝下，药渣则倒在村头的十字路口，用意于散病。病好了，药罐是不还的，还药罐有还病的忌讳。再要谁家有病人了，再去借着药罐去熬药。堂弟的酸菜罐救活过无数的村人，我的酸菜罐没有这份功德，它默默地消失了！
初回村的数月里，我们是出了鸟笼的鸟儿，终日快活。早晨一般起来得很晚，总是母亲揭了被子，用扫炕的条帚磕打着屁股：“还睡，不上学了就这么睡，睡死呀？！”起来仍是迷瞪，蓬头垢面地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或台阶上半个小时。有时也是起来得非常早的，那是头一天夜里几个同学约定了要去3里外的另一个同学家的，或许是堂姐的婆婆家过红白事，家族里要去许多人，去了能吃到人家的柿饼和核桃。中午里，我们去丹江河里戏水，爬到高高的石堤上往河里扎猛子，或者手探进石堤的石缝里摸鱼。丹江里有一种五彩鱼，颜色极其艳丽，但我们摸到鱼却是不吃的。老家的人是从来不吃鱼、虾、黄鳝、鳖的，即便在年遭年馑，将村前村后的树叶树皮全吃光了，也不去吃鱼吃鳖。我们偶尔将鱼在锅里煮了吃，大人要将锅碗用草木灰洗搓数遍，祛其腥味。在石缝里摸鱼，常常会摸出蛇来，这蛇是不会咬人的，顺手扔出去，它会从水皮子上斜斜地游走，样子甚为优雅。大人们最反对我们在正午去河滩，因为正午和子夜一样，是鬼出没的时候。村里曾发生过一人在正午去河边的芦苇丛里割草，突然头往沙土里钻，待人发现后已死。鼻孔耳里口中眼内全是沙。我们并不怕鬼，将鱼用荷叶包了，再用青泥包，拾柴火在河堤上烧，待青泥烧干，掰开来吃鱼肉。当然是吃一半扔一半，只觉得好玩儿。待回到家，很老实地溜进门，母亲问哪儿野去了？回答在魁星楼上下棋睡觉了。母亲伸手在我的肩头一抓，抓出五道泛白的指印，立即生了气：“这是在魁星楼上？河里哪一年不死几个人，你好好去么，去给横死鬼当替身吗！”玩儿过水，经太阳一晒，手在身上能抓出白道的。至后，我们再从河里出来，要先去泉里擦擦身子才敢回家的。
到了夏末，河里开始发大水。在小的时候，丹江的水常常漫过大堤，淹到村里来。有一次水来了，人都往房上跑，眼见着水浪“啪”地把房门压倒，好像是压倒了一张硬纸板，随之浪又一收，水从屋中退出去，柜子、箱子、包谷棒子、被子、筛子一溜带串地也跟着出去了。但现在丹江没那么大的水了，河堤上响着巡堤人的锣声，村人都去护堤，水终于没有翻过堤顶，而人们就开始用长长的捞斗站在岸边捞水面上的浮柴。浮柴里有粗的树、鼓着肚子的死猪，胆大的人就钻进水里向树和猪游去。我不敢，用绳子将自己拴在岸边的树上，只是捞那些树枝柴棍。天黄昏时刘叔则捞上来了一个女人，他以为是一头猪，待抓住了才发现是人，骂了一声：“你要拉我当替身？！”丢开手，又去抓那一根木头。但那女人翻了一下身，说了一句：“救我……”，刘叔才知道她还活着，便又去抓她，她却一下子死扣住刘叔，刘叔险些随她一块冲到河中去。刘叔一拳把她砸昏，抓着那一蓬长发到岸上。这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女人被背回了村，俯身架在牛背上，牛被牵着在大场上小跑，女人就在牛背上“哇哇”地吐水。她开始说话了，说的是蛮语，她说他们一家人都淹死了，跪下给刘叔磕头。这女人再没有离开棣花，嫁给了一个老光棍儿，逢年过节，老光棍儿和女人就提了鸡蛋来看望刘叔。我那时常疑惑，刘叔怎么不娶了她？刘叔的婆娘是个母老虎，整日像个茶壶似的一手叉腰一手指了刘叔骂，刘叔竟能容忍了婆娘而把那个白胖胖的女人送给了老光棍儿！
一场大的暴雨之后，秋季里更是连绵不绝的淋雨，村里许多人家不是院墙倒了，就是檐角发朽的绽板终于折断，泥巴和砖瓦就塌下来。修在门前或屋后的尿窖子全灌了水，又溢出来，粪便就漂得哪儿都是。差不多的猪圈都是用石块胡乱砌的，于是塌得七零八落，大猪和小猪在村道里跑。逢着连阴雨，大人们就抱着头睡，睡三天四夜，头都要睡扁了。雨还在下，他们就收拾着稻草在门槛上打草鞋。我们是睡不着的，先是去看五林叔骂他的老婆。五林叔是因一顿饭没有吃好而骂老婆的。他瘦高的身子竟能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像女人一样有条不紊地开骂，时不时嘴一噘，一口唾沫从上牙豁口处喷出来。我们称五林叔是“棣花第一嘴”，他骂人骂得幽默、狠毒，他的老婆倒只会“呜呜”地哭。后来又去看大伯父用鞭子撵借宿在厦房里的孤老头儿。孤老头儿在雨季里没柴烧，竟去捡了猪、牛、狗的骨头。当然也有人的骨头来烧饭，骨头的臭味弥漫在院子里令人胸口发呕。这时候，安民肯定是会在院门外向我们招手，他是大我3岁的，原本是小学的同学，但他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小学四年级就不念书了。他是除了不会念书而样样都会的人，上高爬低，泅水打架，还会配钥匙和钉鞋。他现在用木板制做了高跷式的雨鞋，呱达呱达地在村里走，我们就去向他学着做木鞋。学做木鞋的还有邻村的那两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后来我们就在他的房子里玩儿扑克，一直玩儿到天黑。一个知青已恋上了另一个村的女子。他说：“想不想吃鸡？”我说：“当然想。”他说：“那咱晚上就吃鸡吧！”村里好多人家已叫嚷丢鸡了，还用鸡皮包裹了炸药埋到牛头岭下去炸狐狸，原来偷鸡的是他们！去偷鸡时，我害怕了，但我已经不能退出，我只有随着他们，在被偷的人家门前放哨。知青是有手电的，他一道光照在人家院门处的榆树上，栖在树上过夜的鸡就一动不动；安民就举一根上边钉了木板条的棍子捅捅站着的鸡，鸡便走到木板条上；一连偷了三只，那个知青在怀里揣了一只去孝敬未来的丈母娘了，另两只拿回家，藏下一只，宰掉一只，我可以吃到一只鸡翅膀。
星期六，父亲从10里外的两岭小学回来了，他回家来大多的时间是在自留地里忙活。他喜欢吃辣子，自留地里就栽了许多辣子；他喜欢吸烟，烟苗也栽了那么一畦。要么就是推石磨，我最害怕的是推石磨，常常是晚上把三四升麦子倒在磨盘上，需要磨四五个小时。母亲就扒在婶娘的窗口，轻声说：“二婶、三婶，你帮我推推磨子，过后我给你还工。”二婶娘有时就来了，有时因别的事不得来，我们娘儿仨就艰难地推那石磨，走一圈又一圈，我和弟弟就抱着磨棍打瞌睡。父亲一回来，有了劳力，石磨推起来就轻松得多，但推到半夜，仍是没推完，我和弟弟就发脾气，赌气不推了。母亲就要骂我们懒，白天里疯得不沾家，猪没食了不去寻猪草，没柴烧了也不劈劈楼上的那些硬柴。“你以为你还小，你还是学生吗？你现在毕业了，是农民了，你不生心？！”母亲骂着的时候，父亲是没有言语的，坐在磨道里吸烟。母亲还在诉说着，我有些心焦了，一摔磨棍，磨棍竟跳起来，打翻了旁边放着麦麸的簸箕，我又气又吓，拔脚就跑。父亲的脾气是暴躁的，他常会严厉地斥责我和弟弟，我担心他要发怒了，一气儿跑到村外的水渠边，却是后悔了。我虽是无意打翻了簸箕，但把簸箕里的麦麸撒在了地上，母亲不知会怎样心疼！我知道我犯了错，今晚儿是不敢回去了。渠水哗哗地流着，谁家的猫像小孩儿哭一样地叫着，我想，回去肯定要挨一顿揍的，如果父母找来，我就隐身到那棵柿树后去。但是，一抬头，父亲却站在我的身边，他没有扬着手打过来，也没有骂，平静地说：“不上学了，就这样耍呀？”拿眼睛看着我。月色下，父亲的眼光是多么忧伤呀！他就那么看着我，我站在那里不动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次眼光。他原本对我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只说我会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去省城上大学，成为贾家荣宗耀祖的人物。而现在初中未上完却毕业了，就要一生窝在小山村了，沉重地打击使他多么懊丧与无奈呀！
四
《贾氏家族》
在我们家族里，爷爷的爷爷是谁，一生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是无从知道的。听父亲讲，爷爷在世的时候，个子特别高，排行第五，人叫贾老五。他没有留下照片，倒是祖母留下了一张照片，脸很长，颧骨高耸，我总以为爷爷也是那个样子的。爷爷的威望据说很高，谁家的红白事都请他主持，哪里有矛盾纠纷也是他去说公道。丹江从雷家坡村那儿拐弯时，河的对面是另一个县的刘家塬村，两边为了争抢河滩地，分别在各自岸头修石堤赶河的主道，为此发生过几十年的械斗。在那一场场械斗中，爷爷自然是领头人物，自然是棣花人最后战胜了刘家源人，把水逼向了对岸。棣花就修造新的河堤后的数百亩水田地，爷爷日夜在那里劳动，脚板上起了一层死肉，踩着火炭也不觉得烫。他也办过染坊，吊过挂面，但在他中年以后，家道却越来越贫，至死，祖母和父亲他们都没有见过褥子。而他惟一垫身的是一件拆开的旧的棉裤片。祖宗们传下来的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爷爷发过誓要干两件业绩，一是造一所庄院，二是要供养出个读书的儿子。但是，爷爷造庄院的计划终究没有完成，仅仅在老街东路畔的水田里修了一座近两人高的庄院台基。而他的儿子们呢，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避免抓壮丁，一次一次地变卖家中财产，但躲过了今年还有明年。我的伯父们远走他乡去铜川下了煤窑，在暗无天日的煤坑里挣钱供养我年幼的父亲读书。父亲是贾家惟一读书有成的人，父亲后来常常对我说起，一次抓丁，村里人都跑了，祖母抱着他在牛圈里藏了一天。黄昏时做饭吃，但家里已没了米面，用麦麸面在案板上拍成片儿，拿刀拨着下到锅里；没有盐，仅调了辣面，他吃得特别香，然后祖母背了他逃进包谷地里。包谷地里的狼多，祖母背着他，又害怕狼从后边把他叼去，就双手抓着他的脚，结果真的就遇见了狼。狼在地塄上看着他们，他们在地塄下看着狼，就那么对峙着。祖母突然背着父亲就地一滚，狼竟吓得转身跑去，稀屎拉在了地塄上。父亲终于读完了小学，后来去省城报考了师范学校，成为一名教书人。当爷爷过寿的时候，父亲的同事送来了一副“恭禧贾老先生70大寿”题款的对联，爷爷似乎满足了一切，喝柿子酿成的酒醉得一天不醒。爷爷是年去世的，送葬的人坐了一百多席。没有桌子板凳，就用村中所有人家的门扇、笸篮、簸箕翻过来放在泥地上；或者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人围上去就算是一个席了。菜是以萝卜为主，有豆腐、一道红烧肉和两道猪的内脏做成的汤。烧柴是砍伐了三棵柿树的主要枝干。这三棵柿树至今还在，新发的芽已经长得盆口粗了。爷爷去世后，到了50年代中期，我们家已经是23口人了，还一直在一口大铁锅里吃饭，直到60年代初才一分为四。在我的小学时代以前，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祖母已经很老了，没有牙，眼睛却点漆一般亮，她的炕头上永远有一只黑瓷罐儿，里边放有红糖。她常常招我进她的卧屋。三个指头从瓷罐儿里捏出一点糖塞到我的嘴里，说：“不要给人说！”其实，她也给我的弟弟和堂弟吃过，也叮咛着不要给人说。但她从不给我的几个堂妹吃，她说她不喜欢她们，女娃家是客娃。她卧屋的界墙外边搪着一块黑板，七八个上学的孙子孙女从学校回来，都规定要去向她报告，然后一一将这一日学的字和算式写在黑板上。她不识字，但她能看出每个人在书写时的果断或犹豫的神态，以此来决定吃饭时谁该吃稠些谁该吃稀些以作奖惩，她竟没有错过。父亲那时在邻县教书，他的任务是挣钱供养上了初中的几个侄子。他从这个学校调到那个学校，侄子们也从这个学校转到那个学校。三伯父一解放就在乡政府工作，始终未离开本县，他挣钱完全是提供家庭油盐酱醋的开销。二伯父和大伯父一直务农，但大伯父有爷爷的遗风，善谋略，好说话，主持家庭外务。他解放前做过生意，一根扁担把棉花、土布挑到汉口，从汉口又挑了水烟回来。他的脊梁上生着一个大肉墩，这肉墩就成了他的资本，在外说到家事，常摸着肉墩说：“我们那个家呀……谁让我就是长子呢！”在家里，他享受着除了祖母外的一切权利和生活优待，他是可以指责、斥骂甚或殴打每一个弟媳或侄儿侄女的。每天早饭，包谷糁稀饭里肯定是要给祖母、他，有时也有二伯父，一人一个包谷面做成的窝窝馍的。午饭是山地人在全天惟一能吃面条的一顿，糊涂面熟了先给他捞一碗——这一点，祖母也享受不到，因为祖母说她不劳动——给他捞一碗了，下了酸菜，再连面条带酸菜给祖母和二伯父捞一碗，然后才是其余人吃，饭就成菜糊糊了。二伯父骨节粗大，为人实在，只管种田、砍柴，全家人都喜欢他，对大伯父不满，但谁也不敢说。妯娌四个，大婶娘是深山的娘家，祖母老作践她的亲家人丑而奸，对大婶娘也就什么都看不顺眼，终日批评不已。但大婶娘却极干净，常常一个上午都在收拾她的屋子，每有亲戚过世，全家出门，她总是走不出来，走出来了，还一边用手帕摔打脚上的鞋，一边在手心唾了唾沫去抹光头上的头发。二婶娘长年害红眼病，见风落泪，儿女又多，没穿过干净衣服，“抓个娃娃，要吃四两屎的”，她这么说着，自己给自己打圆场。棣花最漂亮的人才，要数三婶娘，抬脚动手都与众不同。几十年后，我在省城的大学里读到了李渔的书，方明白了三婶娘是有派的那一类女人。什么是天生丽质？三婶娘是最可证明的。当我的父亲去世，我替父职出嫁我的小妹，小妹的婆家在县城，家族里要去许多人的。那时大婶娘已经过世了，二婶娘说她走不到人前去了，没有去，三婶娘年过70，她是代表，县城里的人全以为她是一位离退休的老干部。三婶娘明大理，但极精明，历来被祖母信任和宠爱，主持家庭内务。我的母亲那时最年轻，舅家人又担心贾家人口多，茶饭不好，常常在父亲去学校后就接她回娘家，从娘家回来又多是在包袱里包有锅盔，晚上关了门给我们吃。这样的大家庭，团结友好在乡里是没有第二的，但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和第三代人逐渐长大，其中发生着许许多多内部的矛盾冲突嫉恨和倾轧。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度过。当我后来读到了《红楼梦》，其中有些人际关系简直和我们家没有多大的差别，可以说这个贾家是那个贾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我为什么要简略地叙说了我家的历史呢？就是在父亲的那一次忧伤和无奈的眼光看过我之后，我是老成起来了，我明白了我已不是学生，欢乐如风中旗的少年时期已经结束，该是棣花公社的贾家的一名真正的成员了，一个确确切切的农民了。我开始不清洗膝盖上的垢甲，村里人说膝盖上的垢甲是老龙(农)甲，有垢甲将来才有钱。第二天，我向队长申请，要了一份工分手册，我要上工，要给我派活，我得挣工分呀！
五
《棣花·社员》
如果过去的时光可以回放，就能看到在棣花的水田塄上，牛头岭的坡道上常常有一个孩子低头走道。他迟早都背着一个背篓，背篓特大，背篓底直磕着小腿腕子，他永远在低着头。村里人说，仰头的婆娘低头的汉，这孩子是有毒的。但他却一脸憨相，留着用剪刀剪出的盖儿头，鼻涕挂在嘴唇上。这一年的春上，他的脸上开始生痣，竟有七颗痣，排列如天上的七斗。这孩子就是我。我的工分被定为3分。那时一个劳动日是10分，10分折合人民币是两角，这就是说我从早劳动到晚可以赚得6分钱。被定为3分，我是有意见的，但队长考我们，先让安民同我把一大堆麦糠运到生产队的牛棚楼上，麦糠一分为二，安民两个小时内就运完毕；我虽然只穿了件短裤，累得满身汗水，麦芒又扎得手脸通红，但3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运完。要命的是我胆小，提着装麦糠的大篓登那上楼的木梯时，需要小心翼翼，数次还掉下来，而安民却如履平地。更让我丢人的是，脱下衣服时衣服里装有二分镍币，我担心放在衣兜里丢失，自作聪明地将镍币含在嘴里，结果后来不小心镍币滑进肚子里，我又不敢对人说。回家后害怕镍币永远留在腹中，母亲就让我喝蓖麻油，晚上才将它拉出来。考过了运麦糠，队长又让我和三兴、信用以及堂弟挑粪担去牛头岭的地里；别的人都能挑80斤，我只能挑50斤，且我不会换担，肩头上就磨出泡来。然后套牛，就是给犁地的把式把牛套到犁上。安民胆大，他钻在牛肚下牛也不动；我怕牛，牛也怕我，我还未走近它，它就摆头踢蹄。队长就说：“你不是个好农民，给你3分工就算照顾你啦！”从此，犁地的把式们谁也不要我做他的套牛工。修梯田石堰的匠人总是骂我当小工供不上料石，他们骂人骂得十分难听，我就和迷糊叔亲近。迷糊叔是一个耍猴子人物，会以作践自己取乐众人。田地里他常让人将他的头装进自己的裤裆里做一个马虾状，而放在地楞沿上供大伙儿取笑，他也落得不劳动。但我不愿那样，我嫌那样脖子弯得疼，裤裆里空气不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队长是分配我和妇女一块劳动的。但我不是“洪长青”，妇女队长也动不动训斥我。我是没力气，又不会农活，可我很乖，婶婶嫂嫂们都喜欢我。田地里歇气儿时，夏季里她们让我去泉里提清花凉水供大家喝；冬季里又让我去捡柴火来燃烧取暖。她们说我不生事、腿快，又会说故事给她们听。可我知道她们喜欢我更有重要的原因，那是她们在拔红薯地草的时候，在草篓子下藏着了拔下地堰上的白菜而我看见了没声张；在麦场起场时故意将麦粒装在鞋壳里我发现了没揭发。还有，每次出工，她们说不尽的是是非非，谁家的婆婆见不得媳妇，将好吃好喝地牵挂了自己的女儿；谁遭了孽生了一胎不成，再生了一胎又得了四六疯，用笼蒸熏了一回，娃娃还是死了；谁在偷汉，谁在“扒灰”，谁又和谁收工后去坡根坟地的柏树丛后亲嘴哩。吵吵嚷嚷，甚至打架，我是从不参与其中的。乡下的妇女善良、勤劳、节俭，但总是自私、目光短浅、心眼小、长嘴多事、爱笑话人、好嫉妒，这些我体会得最深。以至现在，我成了作家，许多读者认可我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其实都是那一段生活得益。而我性格中的阴柔，处事的优柔寡断也都是那一段生活给我的坏影响。我至今仍顽固地认为，乡下的女人，在25岁以前，她们是美好的；25岁到55岁之间，则集中了世上所有毛病一起爆发；而55岁以后，善良和慈祥又恢复上身，成了菩萨。我的家乡属于陕西南部，陕南的女人一般比男人长得好，开放、热烈、痴情又能干，这一点和陕北的情况不同。陕南的民歌里男的称女的都为“姐姐”，陕北民歌里却从来是“妹妹”。我的小说里女的差不多敢作敢为，泼辣大胆，风情万种；而男的又常常木讷憨厚保守，那是有生活依据的，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的。
写到这里，我得说说棣花的风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棣花确实是丹江上下最好的一块地方。为什么叫棣花？据说有两种说法，一是这里满山遍野长有棠棣花，以花命名。所以，这里的女孩子虽不是那种细腰白面，但极丰满，高鼻大眼，有极宽极深的双眼皮，颜色人称是剥了皮的熟鸡蛋在胭脂盒里滚过一般。一是讲王母娘娘曾经过这里，将头上的一支簪花寄放于此。因此，棣花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特别多。在我的童年，记忆最深的是夏夜的晚上一家大小铺席在麦场上，大人们轮流着说仙说鬼，说得最好的是三婶娘。那时候狼多。常发生狼把乘凉的小孩儿叼走，在村头或牛头岭下的荒坟里遗下一双半只虎头小鞋的。所以，讲这些故事时，大人们是躺在席子外边的，我们就躺在里边，直至在听讲中呼呼睡去。
丹江起源于秦岭，流里地，到了棣花，河道就非常非常地宽了。原本是直直地要往东去，到条子沟口，山为之一束，像拐过一个墙角，收纳了条子沟的小河，忽地掉头往南，顺着苍苍莽莽形成内弓状的南山缓缓而去；大约去七八里，到马鞍岭，又向北流，南山几乎与北边的牛头岭的山尾相接；出山口又掉头往东南去了，棣花就成了一个盆地。丹江上下有盆地的并不多，规模大的仅四处，一个做了商州城，一个做了丹凤城，再就是商镇的金盆和棣花。金盆那地方是一趟平的盆地，出了全县最大的地主李玉海，也是我的出生地。母亲生我的前头曾生过一个孩子，但没有成，怀上我后为了我能平安地活着，被姨接去住进了驻扎在金盆的解放军的团部。大姨父解放前是陕南游击队的负责人，解放后任独立团的团长，而团部就在李玉海的宅院里。我是生在金盆里的，生命里既沾有共产党军队的光，也沾有大地主的光。棣花盆地的盆地是不平的，几乎是对等着，一半高一半低。高的是旱田种玉米、小麦、谷子、大豆；低的是水田，冬种麦夏插秧。棣花是饿不死人的地方，遭旱，水田有收成；逢涝，旱地有收成，但终年却吃不饱。高低交界线是那塄畔，塄畔下是棣花的老街。早年，从条子沟下来有一条石板铺成的路，那里有一个石牌楼、一个亭子，亭子下常年停泊着一只木船，撑船的雷老头家就住在塄畔上。河边待渡的人一吆喝，老头就跑下去，“吱吱吱”地将船摆到对岸刘家源的渡口，刘家源的人也提着篓子和口袋到棣花老街上赶集。这一路风光是十分地好，路南水田稻浪起伏，蛙声一片，长满高大柳树的河堤下有成片成片的芦苇，芦絮放白，随风卷来如漫过一层云似的；而路北的塄坎，红沙石壁上凿满了题词。经过一座庙宇，庙宇是建立在突出的塄角上，下有石头砌成的蹀门，就进入了西街。然后是中街，过小小的石拱桥，桥是将西街后的一溜荷花塘与中街后的大片的荷花塘分开的。中街两边是高高的台阶，人家都是丈二高的木板门面，各家店铺卸动了门扇，门扇又平支在台阶下，摆满了应有尽有的家用杂货。中街的东头，是几家饭店，吊面坊和一家铁匠铺，铁匠铺打出的镢头是名牌。再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这桥又是分隔了中街一片荷花塘与东街的一溜荷花塘。棣花的荷花塘像一顶平放的官帽，中街处是帽顶，东西街处是帽翅。如果有扁平的船，可以从东街荷塘一直荡到西街荷塘。夏日里荷塘荷花放香，成群的蜻蜓在空中飞，相当多的人家在稀饭里煮摘来的莲子，或者用荷叶铺笼底蒸红薯面馍，红薯面馍上就留下荷叶的脉络印痕和清香。冬日里，荷塘全结了冰，冰层上稀落着干枯的荷茎，有人就拿了铁锨在冰上铲荷茎回去烧饭，一边铲一边将一支点着当烟卷吸。腊月天是产藕的时节，藕出奇的是11个孔，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买。棣花的藕全然在外边涂上泥，保鲜又增斤两，这是棣花人最开心的日子。卖藕和一年喂一头猪，是农户全年最大的收入。到了东街，那就是我所在的生产队，虽然没有门面房，但有戏楼、魁星楼、老爷庙和二郎庙，有戏楼和老爷庙之间最大的一个广场。再后，官路通过了一条从苗沟下来的小河，这小河与丹江南岸山间出来的小河遥遥相望，过河即到了贾源村，自然又是青石板道，直斜斜地铺到盆地东头的拐弯处。半圆之上的塬上，靠东，就是牛头岭。牛头岭是土岭，正面看似乎平地而起，其实有根有脉，向北一线直到苗沟的主峰月亮山。我家的祖坟即在牛肚下，父亲的坟又迁埋在牛鼻孔下。立于牛头岭上往南看，南山诸峰皆往盆地供迎朝揖，分别有太阳山、虎山、龙山、马鞍山、笔架山、帽山、案山、锣山、鼓山，还有一垭，形成弯月状。垭里生满古松，以天幕作背景看，如松中藏月。松中藏月下的河南岸有塔，塔对面遥遥相对的是塬地半塄上的法兴寺，寺里早没有了和尚，一对大石狮和铁锤还在，坐满了学生，是棣花小学。
村人们常常念叨棣花昔日的兴隆，其实时间仅隔了20年，那时丹江的水大，从丹江下游的商南县渡船一直可以上行到龙驹寨，再到棣花。搭船而来的商人带着烧纸、食盐、瓷器、布匹、木炭就在中街的店铺里出售，聚聚散散着方圆十多里的人。这些人给棣花增加了相当的福利，那些饭店、客栈、剃头铺、小炉匠铺收入了多少无法估量，单是中街两头的两个公共厕所，粪尿的积攒是相当快的。商人们和船工售完了货并不立即返回龙驹寨和荆紫关，他们踏着青石板街道去法兴寺敬神焚香，然后沿街去铁匠铺和吊面坊。巩家的吊面细长如丝，中间却是空心，远近闻名，当然闻名的还有巩家的三儿媳人长得稀。三儿媳是个年轻的寡妇，惹动过许多凄美的风流故事。天黑了，东街的戏楼上如果有戏演，远远近近的人打着火把就来看戏，看戏的孩子喜欢一路上点燃路畔的荒草。但凡黑夜里看见远山近岭火光一片一溜的，就知道棣花的戏楼上在演戏了。若是一日两日戏不上演，船工们可能就回去了。偶尔谁家的媳妇或女子悄悄地坐在了船头，为的是贪图坐便宜船，更为的是受不得船工那一把五彩丝线或一块头油和篦梳的引诱。商人们却要留下来，他们就住到街上的客栈里，或寺庙的厢房里。更多宿于老爷庙和二郎庙。这两座庙据说先有老爷庙，后金人入侵，以小河为边界，金人也就以老爷庙的样子要修二郎庙。修庙正愁没有木料，一夜苗沟山洪暴发，从山地冲下无数的巨木，天明待人捡回建造，庙起，木料竟不多一根，也不少一根。
我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的系列散文中都曾详细地介绍过商州，说商州是秦头楚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汇过渡地，是陇海线没有开通之前，关中平原通往东南的要道。龙驹寨是相当繁华的水旱码头，而棣花则是龙驹寨的门户。历史上，有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如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都经过了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踪迹和诗文。但更多的是这里出产两种人，一是隐士，二是土匪。白狼、李长有、长毛等川粤滇豫的诸多流寇在这里时间最长，危害严重。我的外公就是李长有过境时被抓去，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又后来，土著的兵匪蜂起，为避匪而为匪几乎成了一种风气，丹江沿途的大的村落差不多都有匪徒。外地人描述过去的商州是：山坡上耕作的农人，正挖着地，见坡下有陌生人背包袱经过，就招之吸烟，将烟袋递给客人，并亲自用火绳点燃，指着不远处石壁上的刻字，或许刻字是“野心被白云缠绕……”一镢头就往客人头上刨去，那人就“扑”地倒了，从死人的嘴里取下还冒烟的烟袋自个吸着，说，“咋恁不经刨的？！”掘个坑埋下了，又平静地挖他的地。人人要生存，不为匪害而要成匪，棣花就有人去过西安抢军警的枪，结果被捉住了，在西安的南门城楼上被砍了头。据说那人的坟还埋在牛头岭下，埋时是以一截木头做身子的，头是一个葫芦上画了眉眼。此人被杀后，没人敢去弄枪，却盛行了拳脚功夫，棣花就应运产生了许多拳脚师傅，教授一种“熊拳”。我家老院居住的刘家，也就是五林叔的胞兄，年轻时便学过拳脚，吃一筛箩小米做成的干饭，用肚皮可以掀起一尊辘轳，他抢人杀人，最后也被人打死在一个厕所里。隐士呢，在这么个地方，各朝各代却有相当多的文化人隐居于此。其中，最早也最有名的就是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这些隐士逃避的是政治，却把知识传播开来，而民间的语言和风俗也就有着浓厚的典雅之风。在我很小的时候，印象里逢年过节，家家都要贴对联的，联语多是自编，平仄对仗工整，字极有功夫，这是由村里的老先生执笔的。谁家有人过世了，已经没有了在石碑上刻墓志铭的豪华，但红绸子上却要以金粉书写铭文，且门前的墙壁上要贴一张白纸，上写：恕报不周。几乎是历来的规矩，家居的房子再小，都要造高大门楼，门楼上要砌一块石刻横批。都是“耕读传家”、“紫气东来”、“三阳开泰”一类。60年代，几个有名的拳师相继过世，文化人却正红火，这就是西街的韩家和贾塬村的贾家。这两家的成分都高，是地主和富农，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棣花崇尚文武的风俗，再加上他们的人格高洁，威望甚重，反倒少有受到轻视。两家的家长都有一肚文墨，所有的才智就集中表现在写对联的铭锦上；两个人几乎平分了棣花的东西两片，渐渐地也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而争胜好强，以至街东的人不服街西的人，街西的人不服街东的人。对联和铭锦的高下优劣无可定判，惟一要压倒对方就是在正月里耍社火。各家的社火朵子挖空心思要做得玄、做得妙，为的是要赢得如山如潮的观赏人群的一声叫好。棣花的社火因此在丹江上下十分著名，每次县上社火比赛，拿头奖的必是棣花，而没有棣花的社火参加，任何社火比赛都毫无精彩和意义。若是棣花单独闹社火，总是早饭一过，各村锣鼓就敲响，然后抬着朵子集中于中街的店铺门前的台阶上，那些是高跷的，分别坐于人家的屋檐和墙头上，等候东西二街的社火一到就游行每一条道路，然后去戏楼的广场上。越是精妙的朵子越是迟到，而做朵子的则常常就在韩家院和贾家院，同时有一些探子相互深入到对方的村中窃取情报，然后回去通报。若觉得自己的设计不及了对方，立即修改方案。几年过去，西街的是压倒了东街，他们的《游西湖》是能在一只船上艄工的篙尖上立于一人，而船又能起伏波动；《宝钗荡秋千》更能使人在秋千上来回摆荡。东街刺探情报高明过西街，西街就严加防范，关了韩家大院门，且村口布了岗哨。东街已经数年斗不过了西街，出奇制胜，就出社火穗子，即以丑角逗乐，五林叔和迷糊叔自然是最佳人选。他们化装成奇丑的老妪，胸部挂着猪尿泡，手里拿着风箱，猪尿泡里装上了水，见人就挤奶出水，风箱里又装了灰，在人窝里喷射。丑角最能夺彩，成百成千的人围着他们跑，一边用土坷垃掷他们，用柳树条打他们，一边嬉笑着说：“这活鬼，你这活鬼！”
我是棣花公社棣花大队东街村的社员了，我已经能闭着眼睛说出居于我们村的土地在前河滩里多少亩水田，西河滩里多少新修地，东里多少亩旱田，西里又有多少梯田。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苗。牛头岭下有一片谷子地，谷子成熟了的时候，成群的鸟儿要去糟蹋。妇女队长分配我去看护，说好中午后有人来替我的。我一个人整上午站在谷子地中的一座坟丘上，大声吆喝，甩响鞭，直到嗓子发哑，精疲力竭。到人影儿已经偏西，顶替我的人仍没有来，我蹴在那坟丘上突然感到了恐怖。坟丘上有一个鼠打的洞，总疑从洞口中冒出一股烟，烟雾散去要现出女妖怪来。但我不能走，无人看守的谷子鸟是会来糟蹋的，我就一直在那里吆喝到下午，又吆喝到天黑。天黑了，母亲见我一天没有回家，以为我自己到小河边的那一溜柿树上去吃蛋柿而摔下来了，柿树下当然没有我。她去问妇女队长我下午干的什么活儿，妇女队长才猛地想起我还在谷子地里，和母亲赶来看，我果然还在那里。队长说：“你这娃真老实，不来替换你，你就饿死在这儿呀！”她是这样责骂着，却从此信任起来。那时候天已旱了很久，丹江里的水也开始能支列石，稻田的灌溉水很紧张，我们村灌水的时候，常常渠的上游有人就岔了水灌他们的地。那个晚上队长就派我沿渠上下跑动，以防渠漏和被人岔水，到了下半夜，我困得难受，摘了一颗青辣椒在嘴里嚼，真的发现有人岔水。我据理力争，双方就打起来。我被对方提了腿扔到水田里，但我不退却，跳出来还是去用手搬石头泥块堵他挖开的渠口。那人就用烟袋杆子在我头上敲，梆，梆，梆，他敲他的，我还是堵渠口。他说：“你是条狗吗？血头羊了还扑着往前咬？！”我们村的人闻讯赶来，水是保证我们灌溉了，我的头上却起了5个青包，又都渗了血，数天里都粘着止血的鸡毛。
村人都开始夸我是好社员，但我知道我不是，因为好社员是能犁地、能扬场、能插秧和拥红薯窝子，这些我都不会，甚至我连像样的农具也没几件。我干什么就喜欢侍弄干什么的工具，比如现在，我好写作，就爱收集各种类型的笔和砚台；好烟茶，但凡在哪儿见到稀罕的茶具就买，烟斗也是着人出国捎回来有十多种。我有了社员劳动手册后，我是重新更换了家里镢头和锨的把杆的，而且用瓷片刮磨得光溜锃亮。可我们家也仅有镢头和锨，别的农具需要钱买就没有再置。一天，也就是第一回担尿水往牛头岭上栽红薯苗，母亲走了三家，才借来了两个尿桶。我的个子矮，水担的系儿就挽得很短，但还是在上坡时前边的尿桶撞在地堰上；我一个趔趄滑倒。尿倒了一地，尿桶滚下坡，而一个尿桶底板如车轮一样一直滚到坡下。我坐在那里大哭，这不但浪费了一担尿水，更害怕的是尿桶的主人要我赔尿桶！我就下坡捡了桶底，双手在那里安装起来，又返回家用棉花泥巴糊塞桶底缝儿，弄得一身的肮脏。我的诚实被我的笨拙破坏得一干二净，村里人就嘲笑我，连有来伯也说：“这娃今辈子是冬生，要难过了！”冬生是邻村人，棣花人都知道，他长得单单薄薄，却会纺线、纳鞋底、演旦角戏，装什么女人像什么女人。这样的人在农村肯定吃不开，尤其在一次铡草中伤了右手两根指头，什么重活也干不了了，家里穷得如洗，只好娶了个貌丑又脑子不清楚的女人为妻。有来伯的话使我受刺激，我羞愧，但我不服，偏要让村人看看我到底怎么样！
真正的农民的德性我就是在那一年里迅速形成的，我开始少说话，一切都刻苦，不要求吃与穿。每日空手出门，回来手从未空过，不是捡些柴火，就是挖些猪草。这如小偷偷惯了人，一日不偷心发慌手发痒似的。我家的院子里总是晒有各种树枝树根蒿草和落叶稻根豆秆，更有捡回来的绳头、铁丝圈、破草鞋、碎砖、烂瓦。能节省一粒米就节省一粒米是我的快乐，能给家里多拿回来一样东西就多拿回来一样东西更是我的快乐。所以，我们家的猪总是有食吃，猪圈里的土垫得干，尿窖里及时灌了水，柴总是有，虽是野枣刺，剁得短晒得干，饭稀是稀，但从未断过顿，有客人来还能吃上一顿面条。当我端着饭碗蹲在猪圈墙上一边扒饭一边经管着猪吃食的时候，我给人描述我的设想：“这头猪卖了，要喂一头母猪，母猪一年生12个猪娃，一个猪娃12元，12个猪娃……还有，养鸡呀。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已。”旁人说：“你昨晚是不是梦见挖金窖啦，那金窖能深只管深？！你真个是银来伯的接班人。”银来伯是极节俭极勤苦的人，他家是中农，他比小说电影中的中农更像中农，常年见他忙着，衣衫破旧，腰里系一条草绳，帽子上头油腻得软塌塌的，叼一杆旱烟袋，用火镰“咔咔咔”地打火；见人就笑，笑而无声，哭穷，十指短而粗，指甲里满是泥垢，但就靠着他的节俭和勤苦使日子过得很宽裕。把我比做银来伯，我喜欢。当然，在那贫困的环境里，我学会了自私，因为一分钱，一根柴火，一把粮食，对于生命是那么重要，你少了一份就再也没有了那一份，你不争取那一份就不会是你的那一份，就那么一点东西，周围又都是如狼似虎的人，他多吃一口，你就得少吃一口。为一分工记错了，我与记工员争吵；队长在分粮分菜时秤高了低了，我也有意见；我去借别人家的农具和生活用具时被人家说一堆刻薄话，而感到难堪；别人来我家借东西，我也同样骗说没有或是某某借走了。出门在外，憋屎憋尿要跑回拉在自家尿窖里或自留地里；实在赶不及，拉在野外了，偏不让别人捡去。拿石头把粪便砸飞。雁过拔毛，过河屁股缝里夹水。该显摆的时候打肿脸充胖子般地显摆；该藏富时就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而且我学会了嫉妒，左邻右舍谁的日子好过了，心理就不平衡，旁人诋毁他们我也加入其中，却也常常笑话谁不会过日子。五林叔家的日子过得很糟，每每春荒二三月家里就揭不开锅；麦子还未熟，他家就收割自留地的麦，用碾子踹了麦糠熬麦仁糊汤；包谷还嫩着，掰下来砸了做浆粑吃；一旦生产队分了麦和稻子，他们家就上顿吃烙馍下顿蒸米饭。他们家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每当他们家关了院门，必有人说：“又在胡吃海喝哩，到春上，喝风屙屁去！”我们家的东西从未发生过彻底没有的现象，但什么东西又从未吃过新鲜的。比如红薯，总是捡坏的吃，把好的留下来，再有坏的，再吃坏的，吃到最后全都吃的是坏的。母亲在阴历六月六的那一天，要把全家所有的衣服拿出来晾，然后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入箱中，而有事无事爱把柜里、瓮里的麦子稻子包谷豆子倒出来量量，筹划着全年的分配，计算着逢年过节和家里人或亲戚们有什么红白喜丧事需要的支出。日子越贫困，年节和行“门户”人情越十分看重，这如边远地区才流行民歌一样。对于粮食的珍惜，是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对粮食不珍惜，这样的人我们是不交的。每一顿吃饭，剩那么一碟半碗，肚子再饱也要吃下；在路上见着一颗麦子或豆子，捡起来也得放进嘴里。别人曾经取笑过我买了一把扇子，为了不让扇子烂，把扇子夹在腿缝里，头在扇子前左右摆动着起风取凉。这是编造的，但我吃芝麻烧饼，芝麻掉进桌缝儿里了，就一手猛拍桌面，使芝麻跳出来用另一只手接住了吃。人死了入土为安，食物进口算没浪费。几年前，每顿吃饭前，我和弟弟抢先藏铲子，为的是在饭盛完后去铲锅底的稠的，为此我们吵过嘴、打过架。我现在是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了，弟弟也从学校回来务农，我们当家了，每顿饭倒埋怨母亲做得太稠了。在那年的春天，我们在河边摘新绿的柳叶和杨叶，回来煮熟了经泉水拔过苦涩当下锅菜。后来河畔村头的杨柳全没有嫩叶了，就将院墙头上去年秋后架着的红薯蔓取下来，在锅里炒熟了，在碾盘上碾碎罗出面，我和弟弟就抓着吃，竟吃得过多，当晚拉起肚子。拉出来的屎是稀的，并不臭，紧迫得跑不及厕所，稀糊糊地从裤管往下流。冬天里白天短，黑夜长，肚子饥得睡不着，母亲从檐笸下取两颗帽盔柿子在热水里温了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或者我们吃萝卜。萝卜和柿子是不能一块吃的，吃下去胃里就翻腾得难受。或者萝卜和柿子也没有了，就喝辣子开水，弟弟也因此常常尿床。那时候，村里害胃病的人多，尿床的孩子多。我也尿床的，每每梦里去谁家贺寿吃宴席，有红条子肉端上来，席上的人举着筷子去抢，肉盘子还未放到桌上在半空就被抢夹完了，我吃得嘴角流油，这晚儿就尿床了。
收麦天里，农家说龙口夺食，那是能把人肠子头挣出来的日子，没黑没明地干活儿，稍一立在那儿就打盹。我常是在大片的麦田割麦时，一人一溜往前割。你不能拉下，你脑子麻木，身子僵硬，你只是机械挥镰、拢麦，一步一步往前走；你要想解脱，你就用镰往手背上砍。那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砍伤了手，我倒在麦捆上，血从手上往下流，我却趴在那瞌睡了。邻村有人就是倒在麦田里瞌睡，大张着口，蛇从口里钻进去而死的。我瞌睡在那里，队长让我回家去歇歇，回来我头疼的毛病就犯了。我那时经常害病，不是肚子疼就是头疼，太阳穴处老留着拔过火罐的红痕，额头上也常被针挑破做放血疗法。在家睡过一天，我给队长说头还疼，出不了工，实际上我却打我的小算盘，躲避着村人，和弟弟去邻村的地里拾麦。拾麦就是在收割后的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或者用小笤帚连土带沙扫地头上的麦粒。当然，拾麦人一半是拾一半是偷。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手那么一捋，极快地捋过一把麦粒。我的怀里揣着一把剪刀，能潜入地中“嚓嚓嚓”地剪麦穗。少不了被看守人发现，那就得扔掉篓子兔子一般地逃跑。那一年我丢失过两个篓子，跌伤过膝盖，但我和弟弟一共拾到30斤麦子，这些麦子单独磨成面后，母亲给我们烙过一张很大的饼。那时，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就在这个夏天，本家族出了五服的六婶娘是个小脚，扎着裤腿，穿那么一双粽子般大的鞋，她看见别人播麦时故意让麦粒溜进鞋壳，然后走回家把麦粒倒出，她鞋里装不下多少麦粒，就将麦粒塞进裤子里，结果塞得过多，裤管下坠得厉害而被发现了。六婶娘脸皮薄，回家后羞愧得喝了老鼠药。但老鼠药过时了，她没有死去，只昏昏沉沉睡了一天。村里人知道了倒同情她，去对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都是没抓住的贼，你是被抓住的好人，当农民哪能不厚脸皮？！”迷糊叔的家在村口，出门几十米就是麦田，他半夜起来小便，忽然觉得手痒痒的，便去麦田里把白天割倒的麦子抱了那么一大捆。天亮了，李过秤发现麦田麦堆有了异样——他是负责分粮分菜分柴火过秤的，我们就叫他“李过秤”——他告诉了队长，队长就顺着一路遗落的麦穗寻找，寻找到了迷糊叔家。迷糊叔面不改色心不跳，指着日头起咒，但麦子却从他家楼顶上的一副空棺材里搜了出来。迷糊叔把一捆麦子又抱回麦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是我拿的？我害了夜游症了，生产队的麦子我怎么就拿回来啦？！”
妇女队长是不会生育的，她风风火火，敢说敢为，得罪过一些妇女，背地里都骂她是“绝死鬼”。她也有心让自己生出孩子来，想尽了一切法儿，终未成功。乡里的风俗，新婚的夫妇在八月中秋的夜里，家人偷偷地在其被窝里塞一个南瓜或包谷茄子，来年就可抱上娃娃。忽一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个窝嘴的说话一声高一声低的前院婆婆对安民说：“你们怎么不给六婶的炕上塞些东西呢？真让她当‘绝死鬼’吗？”安民将这事告诉了我们七八个同伙，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六婶生育不生育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于是，晚上吃过家里烙的垫有核桃仁的饼，就云集于村头，决定去偷生产队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给六婶塞炕了。如果是给自己偷着吃，我们做贼心虚；这回是为了六婶生育，我们胆大妄为，竟各人怀抱了摘来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萝卜、莲花白还有葫芦去了她家，在那土炕上堆了一大堆。这件事第二天村人就知道了，开始议论这是一场阴谋，是窝嘴婆婆和妇女队长合谋要侵占生产队的财物；并且说头天晚上我们离开后，有人看见窝嘴婆婆从妇女队长家抱走了两个南瓜。于是，我好懊丧，想那些东西他们足足能吃几天的。后来，妇女队长什么也没有生出来，她家的檐笸上倒晒出了那么多的南瓜子。
秋后收获了红薯，牛头岭就空闲了，我们就开始整天地去捞红薯。捞红薯是在收获过的地里，用锄头挖寻着遗散的红薯，我是捞得最多的人。一般的经验，站在一处地方，齐齐地挖寻过去会捞到红薯的，但我嫌那样费劲，拿着锄头满地跑，这儿挖一下，那儿挖一下。出奇的是，凡是我挖过的地方，没有不捞得着的。同伙们都眼红，问我怎么知道哪儿有红薯，我说不上来，嘴上却得意：我眼睛能透过地看的！前些年里我回了一趟故乡，和我当年的同伙们喝酒，大家还说起我捞红薯的本领，啧啧不已。他们仅知道我捞红薯，但谁也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每晚上我和弟弟出去偷生产队的红薯蔓。真是贼不打3年后自招，我告诉他们在偷红薯蔓时是在半夜，在门卷窝里灌了水，开门就不响，然后月色苍茫中潜入生产队的红薯地里，用镰刀去砍红薯蔓根儿，一口气砍那么几行，极快地装在背篓里幽灵一般地进村进院。那阵儿心里怦怦地跳着，自己在前边小跑，老觉得身后有人也小跑着撵来，回头看看，却并无人，就疑心有鬼。有一次背篓突然被拉住了，怎么也迈不开步，咔嚓扯了裤管，回来身子像筛了糠一样地抖。母亲是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她没有反对，只是担心我撞见了鬼。乡下的鬼很多，据窝嘴婆婆讲，她夜里路过牛头岭下，听见坟上两个人在吵嘴，一听声就是雷老汉和贾家的七爷。雷老汉和七爷都是死了的人，坟埋得很近，他们的鬼魂吵没吵架我是不知道的，但他们生前为了砍河堤上一棵树而打闹过一场，是一对仇人。所以，母亲为我叫了“魂”，但第二天，我去那地畔查看，原来地畔上有一个小树桩，树桩上还挂着我裤子上的一块布。我这么说着，我的同伙都笑起来，说他们都有过晚上去偷红薯蔓喂猪的经历，甚至到包谷地里偷摘套种的黄豆叶，有时连黄豆杆子一起拔回来，就剁着豆叶和还未饱满的豆荚一块喂猪。大家说着往昔的偷窃行径，是那样地轻松和快活，也令我平衡了长久以来每想起就觉得自己丑恶的心理。说实话，毛主席那时实行公社化，他的用意或许要让农民过富裕日子，最后达到共产主义，但农民是并不爱公社的。记得我小时候吃食堂，家家不准存私粮，不准有锅。我们家人口多，正愁得没吃没烧，当然是欢呼雀跃。但离我家不远的二姨家却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家殷实，她就把所有的粮食磨了面，突击着变法儿吃，吃不完，烙了饼晚上送到我家，最后吃干吃净了入公共食堂。食堂先是吃得特别好，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就喝能照见人影的稀包谷糁汤，喝得肚皮发亮，喝得出了人命，食堂制也就垮台了。公社化是集体劳动，人人都在偷懒，都在磨洋工，都在混工分，集体的利益犹如一头牛，每个农户手里都拿着小刀和小炒勺，一点一点割着牛肉去炒。一年四季，生产队的农活总是干不完的，庄稼却长得黄瘦稀薄。我们给牛割草，并不是想着牛爱吃什么，而是想方设法要增加草的分量，就拔而不割，拔出的草连根带泥，又常常故意浸水。各家尿窖中的粪水是定期收缴泼往生产队地里的，一担粪水8分钱，轮到收谁家的粪水了，头一夜这户人家必是往尿窖里灌水，把草木灰倒进去搅成黑色。特定的体制使人的私欲未能扼制反倒极度膨胀，大家都在哄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说破。“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写得满村的墙上都是，农民却认作那是在墙上写字哩，写的内容从来不在心上引起感觉，犹如小孩子看见人民币也只认做是纸一样。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话是对的，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菜饭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
六
《记忆——“文革”》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任何革命，都是年轻人的节日，当革命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都是热情而快活的。围猎可以使人疯狂，革命也同样使人疯狂。写到这里，我或许老了，总认为，那一场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它的起因是千种万种，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日日夜夜的躁动不安、慷慨激昂、赴汤蹈火、生死不顾，这里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信仰，也有着人的生命类型的不同，这如蜜蜂巢里的工蜂、兵蜂和蜂王。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那场武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的那位同学的右眼球掉出来，像一条线拴着一个葡萄，而他的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一截手指。他当然是这一派的“革命烈士”，他家的门楣上钉上了红色的“革命烈士”的牌子，当然后来这牌子又被摘掉了，他又永远不是了“革命烈士”。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了造反队，那时期不参加造反队，别人不说你也自觉到是很可耻的事。我们的造反队叫“刺刀见红”。这名字够可怕的，但我们只会与人辩论，又都是小个，与他人辩论时要一跳一跳地才来劲儿、才来气势。我的嘴唇厚、口笨，造反队能让我参加，为的是我的语文好，可以每日为造反队写大事记和大字报。我极羡慕另一班级的“风雷激”造反队的大字报，上边有相当多的新词新句，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惊回首，峥嵘岁月稠”。似乎懂得，似乎又不懂，不晓得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句子。学校里先是从早到晚地辩论，后来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插手进来，学生两派的总头儿各自成为社会上两大派的领导成员。作为临委会下属的小组织“刺刀见红”慢慢无所作为，况且我写的大事记也被人偷去了。我就不大正常去学校，不是呆在棣花就是去商镇我的舅家。舅家常做搅团饭吃，我爱吃那东西。终于，全县的临委会失利，筹委会的势力浩大，且武斗开始，我们棣花的同学就彻底不去了学校。革命是起起伏伏的，两派的势力也是水中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一个浮上来，形势日日变化，这时候我就毕业了。棣花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筹委会的，我回到棣花后就不敢说在学校时我属于临委会。记得有一夜，家人在院外乘凉，不知什么地方“轰”地一声爆炸，许多人就拿了木棒、长矛向大队部跑去，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是静等消息。过一会儿，传来话，是贾源村有人在试验炸药包，结果把自己的双手炸掉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手是炸掉了，但不是在试验炸药包，而是邻村一位姓田的老干部从临委会人手里被抢了回来，为庆贺而放了炸药包。姓田的是陕南游击队出身，能双手打枪，因站在筹委会一边，临委会是一直要打倒他的。我在校时是反对田的，忍不住冒了一句“那田麻子……”我还没说出个怎么样，仅仅说他是个大麻子，旁边几个人就“呼”地站起来训我：“住嘴！田麻子是你叫的吗？”我吓得不敢言语，跑回屋去。母亲跟回来说：“你是小娃，别人可有这样观点那样观点，你不要有观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母亲说：“死了才有鬼魂哩，你死啦！”
武斗是越来越升级的，棣花最有名的有一个“榔头队”。其实他们并没有全拿着榔头，而是棣花历来有拳脚功夫，他们的能打善战使临委会闻之丧胆。国道是通过棣花，又是丹凤与商镇的交界地，这里就成了两派争抢的关口。筹委会得势，临委会的人做鸟兽散，我家屋后米处的公路上，一棵巨大的原木就横在那里，有一队荷枪的人守着检查出境的车辆行人。荷枪的人中有斜眼雷善，常端起枪瞄准地塄上停着的什么鸟，“叭”的一声，鸟是打不着的，地塄上却“呼”地冒一股土烟儿。听父亲讲过，雷善的父亲解放前就是“逛山”，跟了商镇的土匪刘松林背枪。一次去山阳，刘松林下令3天后放枪，第三天听号角集合。号角已经响了，这“逛山”还到一家农户的檐笸上去端人家的烟土——那时商洛地区种有罂粟——刘松林就将他一枪崩了。雷善有其父的遗传，也喜欢摆弄枪，但他的枪法打不准。关卡上并没有抓到临委会出境的人，可是在一个晚上，父亲从学校回来了，已经是半夜，我忽然听得有人说话，睁开眼，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小屋里，接着是父亲和那人开了门出去。我问：“啥事？”母亲说：“少说话，睡吧睡吧！”我重新躺下，母亲却没有睡，惊慌失措的样子坐到院中的捶布石上。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父亲回来了，我听见母亲在问：“走了？”父亲说：“嗯。”母亲说：“河堤上没有巡逻的？”父亲说：“走的是芦苇园。”我立即明白那个陌生人是“偷渡出境”的，就说：“那是临委会的？”父母听见我这么说，倒吓了一跳，进来叮咛道：“这事对谁也不敢说！他是我的同事，不跑出去就会没命的。”我当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是蒸土豆蘸着盐吃，中街那边“当当当”地敲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邻居好几个人放下碗就跑去了。一会儿邻居的儿子回来，他拿着一副假牙让他娘戴，他娘牙掉了数年，嘴窝缩着像婴儿屁眼儿。但他娘戴不上，儿子就把假牙扔到尿窖去了。我的母亲问哪儿弄的假牙，那儿子说：“昨夜里在西河岸上抓住了临委会的一个头儿，他是往省城搬援兵，被抓住了，假牙就是那人嘴里的。”父亲当下脸就白了，怀疑是他送走的那人，但他又不能去现场，打发母亲去探个虚实。母亲去了，中街上正游斗那人，并不是昨晚来我家的，他被游斗到街口，押他的人一抬脚，将他踢到了水田里，他跪在泥水中磕头求饶。村里人是瞧不起他这副模样地说：“你这熊样还当头儿？”拿木棒打他的头。似乎是觉得直接打他碍眼，有人就拿了一条麻袋，套住了他，立即木棒擂如雨，我看见鲜红的血在泥水里漾开来。
不久，临委会的势力却大起来，“榔头队”的头儿们和骨干又纷纷逃散了。我的邻居家的那儿子，据说已是一个什么副指挥，他在一次夜里双方对峙的阵地掩体里和人吸烟，对方一个冷枪照着烟火亮光打过来，原本那冷枪瞄得很准，照烟火亮光左边半尺远的地方打，那正是心脏，但那副指挥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拿着纸烟，结果他左边的一个人就挨枪子儿死了。副指挥在这场失利的武斗后逃去了西安，好长时间没有踪影。而村人对他颇有意见，说他是拿着筹委会的一笔巨款的。那巨款就有他好过了。
之后，棣花有过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县上的临委会的一大队人马进驻了小学，屋顶上的大喇叭不断报告着临委会的革命主张。喇叭在一个夜里被一颗子弹打哑过，临委会的人搜查了几天，没有结果，却在贾塬村的一个女人屋里抓住了一个奸夫。奸夫是她同一生产队的，女人家的同族不答应，奸夫死不承认有那种事，结果被解了裤子，在尘根头上一按，一道白汁拉出多长，奸夫就险些被打死。住在小学里的人拉来了许多整袋的面粉，天天烙锅盔、捞粘面，村人倒眼红了，说：“过的是毛主席的日子！”他们有吃的却没烧的，就在学校会议室后的地塄上砍那棵古槐。槐树是法兴寺的百年物事，粗得3个人牵手才能合抱，用斧子砍了一天，还没有砍去四分之一，就要拿炸药包埋在树根下爆破。古槐是棣花最大的树了，历来认作是风脉树，要爆破古槐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老年人就呼天抢地，但谁也不敢前去阻挡和劝说。一声巨响，古槐是倒下了，压塌了大殿后檐的一角。整个树干被他们劈碎后拿去做饭了，而树根却被我们东街村的人蜂拥一般前去挖刨。人们在那里争抢，有两个人就打起来，各自的家人也参与其中，双方都打得焦头烂额。我知道得较晚，待到小妹来叫我的时候，弟弟已经在那里占着了一条延伸的树根。我们就随着那条根刨了一天，竟弄到整整三背篓劈柴。约摸一月后，一日黄昏，风呼呼地刮，突然石畔沟口枪声大作，村人就传说筹委会又回来了。就见从小学里跑走了许多人，从中街口的石桥往南，顺河上了南山，一边走一边往后面放枪。村里人见临委会一走，就张狂起来，去棣花那些属于临委会观点的人家门前示威，去大队猪场里揪来了在那里下放喂猪的公社原党委书记。这位书记是临委会保护的人物，有人就喊：“让他背炸药包！”已经从安康地区传开消息，那里抓到四类分子、走资派，每人反绑了手，又系上炸药包子，点燃导火索，让其在河滩上跑，跑着跑着炸药包一响，什么都没有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给党委书记背炸药包。我们一伙年轻的就到小学去，看那里睡没睡生病的未能逃走的人。学校的大门敞开，一条狗也没有，走到食堂窗外，向里一看，喜得我们都叫了一声，那锅里还有一张未烙熟的锅盔！立即破窗而入，七八只手去掰锅盔，灶口的残火烧着了三兴的裤管，七哥弄了一个踉跄，柴灰迷了眼睛。六哥把每一个人踢开了，叫嚷着由他来分。他就用手指比画来比画去，长而黑的指甲在上边画道儿，然后解开来，递给了我们，而他是没有吃锅盔的，端起了案板上一堆已揉成的面团，揣在怀里拿走了。
不久，两派实行了联合，武斗基本上结束了，县上两大派的头儿都进了革命委员会，且都来到棣花检查农业学大寨的工作。这两位头儿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他们的到来，棣花的许多人家，或是在武斗中亡者的家属，或是受伤残废的人，要求解决他们的救济。这当然已不可能，苦得一个亡者的老娘就精神分裂了，见谁都叫“我儿”！黄昏里站在村口呆呆地往南山上望，老太太的手永远都插在长襟下，脖子前伸着，像一只猴子。
两派虽然无战事，隔阂却并没有消除，渐渐又发展成了宗法斗争。我们村主要是贾姓，也有以李姓为主的一些杂姓。贾李两家族曾各是一派，时常大睁了眼寻找对方的动静。李家族的人书写了毛主席语录，贾家族的人发现了某个字写错了，就无限上纲；批斗四类分子的会上，贾家族的人喊口号，一声接一声地喊，越喊越快，就出错了。明明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却出口变成了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李家族的人就闹一场轩然大波。一日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堂兄变脸失色地在我家厨房里开会，原因是得到消息，李家族的人明日要出大字报，揭发我的六哥在厕所小便时嘴里说着毛主席，手却抓着自己的生殖器，是严重的恶攻行为。这样的事是极不得了的，县城附近的村子有人因发生了猪瘟，别人家的猪都死了，惟独他家的猪没死，他激动得抱住猪说了一句“万寿无疆”，结果被抓去坐了牢。大家就追问六哥到底抓没抓自己的生殖器，六哥说小便哩咋能不抓生殖器！本族的二哥就扇了他一个耳光：“那你去坐牢吧！”六哥就呜呜地哭起来。骂过了也打过了，亲人毕竟是亲人，总得想办法呀！有人提出去给李家族的人求情，但更多的人不同意，说这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二哥就出了个主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晚就把事情化险为夷了。二哥的主意是，既然在厕所小便时只有两个人在场，对方说咱的人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咱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他抓着生殖器说毛主席？于是，就立即写起揭发大字报，又让我去李家找三娃，想办法要让三娃看到正写着的大字报。三娃是政治观点不鲜明的人，但基本上属于临委会的。我约他来我家看一本《说岳全传》，他来了，瞧见了写好的大字报，立即回去通报了李家族人。果然，李家族的人自己倒慌了，竟派了三娃来说情，协定谁也不要揭发谁，一场恶性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20年后的今天，我因病去看医生，一位老中医在他的诊所里悬挂着一面告示牌，上边写着：土改时期不谈田，四清时期不谈钱，文革时期不谈权，改革时期不谈烦。我笑了，老中医或许是几十年间明哲保身的澹泊人物，或许是经历了大灾大难不死的角色。在中国，一般的百姓，说安分有世界上少有的忍耐性；说不安分却是没有不对政治发生兴趣的。狐狸因美丽的皮毛而产生了猎人；人以口无遮拦而引来杀身之祸。其实，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芸芸众生，我们就归其之中，多言多语有什么用呢？如我们去足球场看比赛，踢进球了，我们排山倒海地欢呼“牛×”！踢不进球了，我们万口一辞地骂“傻×”！如今我之所以特别喜欢韩国的围棋手李昌镐，并不在于他的棋艺天下独步，而是他那张永不言笑的石佛一样的脸。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一家出版社工作后，社会上正流传着关于江青的是是非非。我那时轻狂，在单位里说过一些，后来追查谣言，出版社的人都面如土色，表态没有传过谣，也没有听到过谣；如果有人揭发自己传过谣，愿负一切责任。有一个人还站起来念了写在纸上的四句诗，他永远开会发言是念四句诗的，四句诗的最后一句永远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念完了就坐下，再不吭一声。追查会开到一半，另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突然就提到了我，说：“我没有传过谣，平凹……”他的目光从眼镜片子上斜着看我，会上的空气凝固了，我紧张得手心里出汗，但他不说了。他或许良心发现，不想害我；或许看到了我的可怜，要同情我。总之，他再也没检举我，我的一场灾难就这么过去，飞机安全着陆，也从此忌口。
年的6月，我为父亲的坟墓迁移回了一次棣花。棣花的公路两边原是大片大片良田，现在却盖满了房子；村里已少见有精壮的劳力，他们都进城打工了，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前院的刘婶老得鹤首鸡皮，给我诉苦：“现在村里死了人，都没劳力往坟里抬棺材啦！”李家族似乎发展得并不快，贾家族的人却繁殖得厉害。仅我们本家，一个爷爷下来，父辈是兄弟4人，我们这辈是兄弟10人，我为老八，而下一辈和下下一辈一共是多少人口了，盖了多少房屋了，我已经无法弄清。只是一群一群小孩儿围着我叫“八爷”。做了八爷的我又惊喜又惊慌：我怎么就成爷爷啦？见人就发烟散糖。在棣花是流传着我的一些故事的，家乡的人把我当做他们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到处夸耀。甚至有一年商洛地区社火比赛，他们扮出了一垒书上站着一个穿风衣的人，下面写着“作家贾平凹”。只是那扮我的小孩儿被抬着在街上招摇过市时被尿憋得“哇哇”直哭。旁边人说：“不敢尿，不敢尿，你是贾平凹哩！”小孩说：“我已经尿下了！”湿淋淋的尿就从裤管里流下来。家乡的父老虽然夸耀我，夸耀之余又责骂我，说我并没有给家乡办事。某某某是地区专员为家乡修了一座水泥大桥；某某某是县长给他们办了抽水站，家家用上了自来水。而我们村的土路我没有出钱修成柏油路；小学屋舍已经很糟糕了，省里那么多的希望工程款，我没有要来几十万；丹江河堤上的石排垮掉了十几座，知道我与省扶贫办的人熟，竟不争取扶贫款。我惟一的好处是鼓动了一帮年轻人热衷于写作，觉得在贫困的山区写作是他们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但也害得许多人什么都没心思去做，发誓不成功不娶亲不成家，精神也不对了。我去看望这些一心要当作家的青年。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拿出一本当年在家时我写的日记，还说他们保护着我在家乡书写的任何字。我于是也跑去看，看到写的最大的字是旧戏楼拆除后新盖的戏楼墙上的“推陈出新”，每个字斗大，用红漆写的。而小字有两处，一是粉笔写在二伯父老屋后山墙头上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有如此心情。一是写在另一家土屋后墙上的“打倒朱德”。我站在那后墙下，感到十分地可笑和羞耻。这是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证据！那个时候，我回到了棣花，没有广播没有报纸，但公路上见天有串联经过的外地学生，他们散发传单，外边世界的消息就是这样被带到了山区。当我们已经在喊口号、在写标语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了，有一天一队学生散发的传单上有打倒朱德的话，我觉得是那样的新鲜，说出来与众不同，当日就在墙上写下了这四个字。我没有想到这四个字还保留着，我也不去擦拭它；我说：“留就留着吧，好让人知道我过去也干过了什么！”
两派之争不论如何地勾心斗角，毕竟武斗再没有形成，可以除了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了。贾家族的人和李家族的人又一起出工，在田地里消极地劳动着，而同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然是先从“死老虎”开始，揪那些现成的地富反坏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的宣传里，地富反坏右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贼心永远不死。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些人都是农村最贫困的人，解放近20年来，他们老实得像个猫儿，劳动最卖力，国家任何政策都最拥护，怎么阶级斗争就强调得那么严重呢？前些年里，我接待了欧洲的几位记者，不知怎么谈起了阶级斗争。他们说，真正有阶级斗争的是西欧的国家，斗争异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产阶层利益的，谁上去就为谁说话。所以，为议会席位的斗争是具体而实在的。他们弄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何以能成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而那么长期地斗争下去？我无法回答他们。棣花的学习班是在小学校的教室里举办的，原先的公社书记已经被打断了肋骨，原县委书记也重新到棣花来喂猪；现在该揪出来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中从未被揪出来的人。反革命案件是不时发生的，河堤上发现了在麻纸上用毛笔写就的攻击社会主义的万言书；公社商店边的杨树上有人在刻着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了一道；街后的村子里有人揭发一个地主的儿子在收听敌台。这些案件先是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调查，关于万言书，凡是识字的人都得当场写一张纸，待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就怀疑到西街的韩先生和贾塬村的贾先生——村人一直这么称呼的——他们就被隔离在小房子里，每日接受审讯，每日家人用瓦罐提了饭放在小房子门口。二位先生却是旷达人，除拒不承认外，饭依然吃得香，觉依然睡得沉。韩先生竟还学会了鸟语，他房子的后窗上常飞来几只鸟，他用嘴“嘤嘤”地发音与之交流，以至后来他一“嘤嘤”，鸟就飞来，站在那里给他鸣唱。在毛主席万岁的字样上画上一道，始终未查出来，而收听敌台的地主儿子连人带收音机被抓了来，追问为什么收听敌台？他说他把收音机上的旋扭一拧就收听了。又问听到了什么？他说里边说话的人舌头短，叽里哇啦像是蛮语，他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专案组的一个人是老牌大学生，明白地主儿子听到的是外语台频道，如果是敌台，那是外国人要说中国话的，就把他放了。地主的儿子还不走，他怕这是故意要看他的表现的，说：“我真的是听了敌台，我罪该万死！”专案组的人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骂了声“滚！”他才真的走了。当然，又揪出了另外的一批人，比如某某某在旧社会曾勒死过一个要饭的，据说那要饭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某某某在四清时早就下台了，但他与一户地主的儿媳妇发生了关系；某某某解放前虽然不是土匪，但他是土匪的耳目，常常村中有人在外做生意回来，他提供情报，连夜土匪就来绑票了。这些牛鬼蛇神在每次开会前就自然而然地要站在会场前边，低首垂手，战战兢兢，他们的身后是黑板，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那时字已经写得很好，念报纸上的社论又念得极其流利，所以，主持人总是要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文件。我念得流利是我在念的时候遇到我不认识的字或读音不敢肯定的词我会以别的字词代替，而不像他们念着念着就停下来问左右：“这是什么字？”我的字写得好更写得快，并不像他们半天记不到一行，最后无法汇总材料。我就这样做了大会的记录员。大会总是按一种定式进行的，首先是被批斗人站在那里做自我交待，他们看着自己的脚尖，将世界上所有罪恶用词加给自己，不停地要给贴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鞠躬，给在场的革命群众弯腰请罪，然后说：“完了”，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就问：“交待得深刻不深刻？”群众要喊：“不深刻！”主持人又问：“不深刻怎么办？”群众便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就有人走上来——在他的裤带上别着一嘟噜细麻绳，而且还蘸了水——将被批斗人五花大绑了。捆绑人粗声喘气，不时地用拳头击打被捆绑人的头或用脚踢被捆绑人的腿腕子，捆绑成一个球似的人就呼爹叫娘。捆绑好了，若是绳子还长，绳头就地一甩，甩过了屋梁上，用力一拉，被批斗人双脚离开了地，叫声更惨了。阶级敌人的喊叫声常常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于是，主持人就要领喊口号，口号声轰天震地。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文联工作。一次与作协一位副主席交谈，才知道我们这个仅50人的单位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多达15人，而其父在各个时期被镇压的竟有5人！在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并没有见这些人反攻倒算，危害着社会和人民，反倒是这些人都是单位业务骨干，工作非常的积极。我问过他：“‘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吗？挨过打吗？”他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剧团的编剧，许多剧本在国内汇演中获奖，自然受到批判，又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挨过打。打他的那个晚上，他疼得呼叫不止，为了不让他的惨叫声传出去，造反派们在批斗室里弹奏了钢琴，乐曲是非常优美的。
这样的批斗会，要记录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我又不忍看打人的场面，就多去厕所。厕所里我用猛烈的尿柱冲击蹲坑里的一窝蛆，竟曾经把一些蛆冲昏冲死。但我还是在那学习班上呆了一段时间，吸引我的是学习班开灶，每个中午能吃到一碗荤油熬的萝卜和四两一个筒子馍馍。荤油熬萝卜当然就是有猪肉了，间或也给每人吃两片，这使我心中有一种别样的快感。因为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学校里饲养了三头猪，猪圈和教师的厕所隔一堵墙，猪圈地势又低，厕所里的粪便就能滚落到猪圈里。学校的劳动课，都是安排学生去给猪剜草、打糠，或者垫圈土，我们是看着那猪一天天长大长肥的。后来猪杀了，肉全归了老师灶上，学生连猪毛也没见到。学生的意见自然是大了，一闻见莲菜炒肉片的香味，就给校方提抗议。校长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了，说：“有人反映猪是学生剜草养大的，杀了猪却没有学生的份儿。可是，学生能剜多少草呢？猪一天到黑吃着老师的粪便，是吃屎长大的，猪肉当然归于老师！”那次没有吃到猪肉，这次吃到了猪肉却就在小学里，我觉得非常的惬意。但是，又一次批斗会中途我去了厕所，出来经过伙房看饭熟了没有。从窗子往里一望，我们学习班的另一个头儿，蹴在条凳子旁正吃着一碗肉。天神！是一碗纯肉，吃得两个嘴角往下流油哩！我很气愤，就回家了，不愿再去学习班，借故到县城我大姨家，十多天竟没回来。
我的一位本家族的哥，对我的行为甚为不满。他风风火火，爱跑动爱打枪，当个民兵营长张狂得日夜不沾家。“文化大革命”初要破四旧，他负责到各家各户收缴他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什么字画、书籍、旧桌椅、老式灯笼和插屏烛台，那么一大堆。在贾家祠堂门口烧毁了。有一天他找我，问什么是“上层建筑”？我仅知道建筑指的是房子，但上层指的是什么就不甚明白。他说：“我醒开了，是房顶上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现在报纸上号召我们砸烂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你跟哥上房去！”我不会爬树，上高头晕，没有去。他领着猴一样的安民到村里的祠堂和一些人家的老瓦房顶上扳倒了所有屋脊雕饰。他后来患上了牛皮癣病，除了一张脸外，浑身似乎变成了一个硬壳，就死了。我现在常常想起他，在他临死的前一年我回乡见过他，他拄着拐杖。行走都十分困难了；和我说话的时候双手在身上抓。麦麸一样的银屑纷纷落地。我递给他一只烟，我们又谈起当年的事，他还骂我意志薄弱。他说：“要是战争年代，你会叛变的！”我只是笑，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不仅逃避了学习班开会，在学习班时还给三娃家通风报信过哩。
三娃是李家族的人，他的父亲被指控曾为土匪做过耳目。我听到要揪斗他父亲时，提前告诉了他，使他父亲有了思想准备，并早早穿着一件领口下没有纽扣的衫子，免得被五花大绑时领口纽扣勒着脖子难受。三娃自小害哮喘病，一年四季没见过他有精神头儿。但他是我们村最有文化的人，我俩能说到一块。三娃的威信不好，人人都说他“鬼”，是个阴谋家，许多李家族的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贾家族的人一般不与他来往。我俩呆在一块最多的时间是在他家那黑乎乎的小屋里，因没钱交电费点着一盏小油灯，读一些破旧不堪的书。看完一本，爬上炕去，从炕角墙上的小木板架上再换一本，或者听他说故事。村里能说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五林叔，一个就是三娃。五林叔不识字，演过戏，他能把一本戏从唱词到对白一块背诵出来。但他除了戏本，别的就不会了。三娃能从三皇五帝说到袁世凯、张作霖，他说笑话时并不笑，小小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就闻着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因为他家的尿桶老放在屋里，同时听到楼板上有老鼠啃木箱声。这当儿他就赶忙搭梯子上楼撵老鼠，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已被老鼠啃烂了的旧书，说：“你看看，我这儿的老鼠都有文化哩！”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了20年，我上完大学又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拿上点心去看望他；或是当日的下午没有去，晚上他听到消息必定就来看望我了。我散给他烟，他说他不敢吸，但说：“你给我的烟我得吸。”吸得剧烈地咳嗽。6年前，他患了癌，到西安做手术，因医院的床位紧张，他借住在一个熟人单位的库房里。我去看他，人已经是瘦得变了形，但情绪还好，说过10天就可以入院了。我要给他钱他拒不接收，让他去我家住他也不去，我们就告别了。他没有送我，倚着库房门框说：“有空了你再来，我给你说村里好多事哩，或许你写小说用得着。”可当我再去看他时，他却早3天就回乡了。熟人告诉我，他已经入了院，手术工作也准备好了，但他的哮喘病却犯了，手术就只好取消。半年后他死了，我再次回家探亲，特意去了他家，在那阴暗屋子的墙上，那个小架板还放着一排破旧的书；他的儿子也半门扇高了，样子极像他，脸白白的，头发略黄，肿眼泡，小眼睛，只比他父亲少了些皱纹和稀落的胡子。糟糕的是他也患有哮喘病。
丹凤县担任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儿又分别下台坐牢了，武斗中威风凛凛的东线西线战场上的总指挥们更被五花大绑了，押在丹凤县城南的丹江沙滩上要枪决。枪决的时候，我是徒步30里去现场看的。同去的人群中有一个老者，他是见过民国初年执行刀斩的。说那种行刑好看，犯人是剥了衣服的，刽子手“噗噗”地一口水喷上去，然后刀在那脖子上一抹，不费劲的头就骨碌掉下来了。但手法高的要头掉下来还得连一片皮，围观者就一声叫好；若是没有割下或是割得头掉在了地上，那就是臭刀了。没了头颅的脖子在刀割后立即聚缩得很细，核桃大的一个气疙瘩就从肚脐处往上蹿动，直蹿动到心口之上了，断颈突然膨胀，“咕”地一声血就冲天喷去。他说：“现在用枪子儿打，没意思。”我说没意思你怎么也来？他说枪毙的有几个是老革命，战争年代当陕南游击队队员时他就认识，能冲敢打，枪法极准。武斗时原本年事大了，但拒不了打打杀杀的诱惑，参加进去又成了总指挥，过足了很久已没有的杀人的瘾。他是来看看会游泳的怎么死在水里，玩儿枪杆的怎么死在枪上。多少年之后，我想起了这位老者的话，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生来是性硬强悍的，他们如果在蜂里是兵蜂，在鸡里是斗鸡；他们或许参加革命，也坚强、不怕死，但并不是为了信仰和人民的利益，那只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行为的疯狂。在沙滩上，围观的人黑压压地站在刑场的对面，呈一个扇形，他们为稀罕的热闹驱动，大多兴高采烈。人窝里，我看到了邻村的引生。他是个疯子，过两天清醒了，过两天又疯癫，而且是个自残了生殖器的人。他早早死了娘，跟一个终年害红眼病的父亲过日子，家贫到光腿打得炕沿响的程度，但吃不饱穿不暖并不影响到性，甚至更强烈。可哪里有尾巴一倒是个女的肯进他家门的呢？那一个晚上，父子俩脚蹬脚地睡着，又为请媒人的一份钱争执开来，争执到鸡叫了三遍。引生毕竟是孝子，觉得不能再怨父亲，要生气就生气自己身上长了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也就没那么多焦躁、急迫和烦恼，便摸黑用剃头刀将那根东西割了。割了，蹬醒已睡着的老父，说：“我把××割了！”老父说：“今年不行了，明年养个猪，年终媳妇就有了……”他说：“我不要媳妇，我把××割了！”老父说：“睡吧睡吧，胡说些啥？！”他说：“我真的把××割了，就撂在炕下。”老父拉开灯，果然看见那一根肉在炕脚地蹦跳，而一只猫却忽地扑上去按住。老父呼叫着跳下炕，把猫撵走了，但老父没办法把断的东西接上，医院能接的念头也没有。在没有了生殖器的一年之后，引生发现终日的烦恼并不只是那根东西引起的。而没有了那根东西却遭受了所有知道情况的人的轻视和耻笑，于是，他就疯了。他清醒的时候就问老父将他的××埋在了哪里？其实，老父是将那东西埋在了院中的脚踏石下，那里曾经埋着他的胎盘，但老父骗说埋在村头那截石柱下。石柱是竖起的半人高的石头，经常拴牛。老父四处访医寻药，当然他都在使用着偏方土方，疯病终未好转。村人就常见他靠坐在拴牛的石柱下，哭着闹着要他的××哩！这样一个疯人，却还有政治的热情或热闹的兴趣，也来看枪毙人啦？！枪声一响，是12杆长枪同时响的。我并没有看清那12个人的眉眼，他们都五花大绑了跪在各自面前的沙坑边，同时在头上不足一尺的空中冲跌了一股东西，就像一排水龙头朝上猛地都开了水，然后窝在了沙坑里。那时候的枪决，枪一响，执行人立即就撤了，而夹杂在围观人中的，拿着芦席、白布单、抱着大白公鸡的死者家属就拔腿往沙坑跑去收尸，围观人也同时如溃堤的洪水一般往跟前跑去看热闹，嚷着子弹是在执行人的口里蘸了唾沫的，那就是炸子儿，会把脑袋炸飞了的。我被人撞倒了，坐在那石滩上，但我看见引生像兔子一样冲了出去，几乎是和收尸人齐头并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蒸馍，边跑边把蒸馍掰开来。旁边一个棣花人告诉我，引生得了一个土偏方，说是蒸馍夹人的脑浆吃了可以治疯病的，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天，昨天晚上就到沙滩来了。收尸的人一定是知道了引生的企图，但他们不能责骂和殴打引生，连阻止也不敢，只有拼命往前跑，提前跑去保护好自家人的尸体。引生当然也明白他若跑得慢就意味着什么，他们就在沙滩上进行长跑比赛，最后是引生第一个赶到了。我没有看到他如何去用掰开的蒸馍夹了红的白的脑浆，而看到他狗一样折头往回跑，身后是两三个人呼叫着撵他。他一边跑一边吃着手中的蒸馍，待到整个蒸馍吃完了，站下来，拍拍手，笑着对追赶的人说：“哟，没了！”
引生并没有吃了脑浆蒸馍而疯病治愈，他的老父不久却去世了。从此，家徒四壁，终日流浪，却不远走。棣花方圆谁家过红白事，他不请自到。农村的红白事几乎不断，所以，他倒不愁吃喝无着。若是谁家过事，没有见到引生来，就奇怪了：引生怎么还没来？
引生的故事毕竟是饭后茶余的谈资，谈说一年半载也就没了太多的谈头，农民关心的事情还很多。陕西这块地方是很特别的，它在中国的地图上形状像一个秦兵马俑里的跪射俑。而从南到北，地貌不同，气候物产风俗人物也多异。北部的黄土高原上的人性格强悍，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中部的关中大平原上的人次之；南部山地的人再次之。且不说历史上的风云际会，仅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后，陕西党政领导人中陕北人最多，陕南人最少。在陕北贫瘠的黄土沟里，农民跪着用镰刀在地里收割东一棵西一棵的高粱糜谷，但歇息下来，他们议论的是北京城里的事，是联合国的事，政治的欲望使他们变得令人讨厌，又可笑可爱。陕南人家居水边，性情柔软，山高多雾又遮了眼，关心的倒只是出门七件事，油盐酱醋米面茶；要不，东家长西家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碰到一块了就一顿胡哇啦。显赫一时的武斗头子枪决了就枪决了，引生吃他们的脑浆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很快无人理会。因为连续的大旱使收成减少了一半，每个人只能全年分到三四十斤小麦，一百余斤的稻子和不足一百斤的包谷。饭越来越稀，肚子越来越大，所有人的目光只看到了鼻子下的嘴，喂嘴成了活着的最大负担与艰辛。母亲照常是天不亮就起来，一块抹布擦得长条板柜上的大小米面瓦罐锃明光亮，然后就谋划着今日一天三顿饭做什么？用什么去做？我们是再难吃到白面馍了，而面条也只是那种刀削面，在包谷糁的稀汤里少得如水中的鱼。炒菜当然是谁家也不会炒的，要泼辣面或炝一下浆水菜，就把三四颗蓖麻剥了壳，在铁勺里烧熟了，就算是油。棣花人对于酱的概念，是用白糖熬化了可以染猪肉的那一种。而突然村里一股风，说是县城有一种油很便宜。许多人就去用瓶子买了那么一斤回来炒菜。菜并不油，连个油花花也没有，就骂娘，说油是假油。城里来的知青看了，才解释道：“那不是油，是酱油，酱油的油不是油。”我们把什么都变着法儿来吃，比如榆树皮磨成粉，掺在麸子面里，麸子面能擀成面条儿，但光滑得筷子夹不住。把未嫁接的柿树叶磨碎熬成稠汁做凉粉，若是苦，可以调上辣面，不咬就下咽。山上的老鸦蒜煮熟了，舌头能麻木，可吃那么一大碗，并不会出事的。没油少盐的树叶草根汤令几乎一半的人浑身浮肿，纯稻皮和柿叶做成的炒面成了每顿饭必吃的食物，因为它耐饥，但拉屎却成了问题。一次劳动，腰院儿里那个老伯去千枝柏后大便，足足半个小时不见人回来。有人说：“去看看，八成是屙不出来啦！”去的人返回来说果然是屙不出来，老伯快要憋死啦！几个人就跑过去用小柴棍儿在肛门里抠；抠不出来，又用老式的铜钥匙去挖，挖破了肛门，鲜血淋淋。到了3月，更是青黄不接，人饿得红了眼，见了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往嘴里塞，我的耳朵梢都干起来。我们几个年龄相近的坐在地堰上想象着过去的地主富农吃什么，想象着北京城里的主席和总理吃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捞面，干干捞那么一大海碗，还有葱花和油泼的辣子，吃完了，喝半碗面汤，原汤化原食嘛；他们一定不说原汤，说汤的大名：“喂，来半碗银汤！”我们这么说着，却看见远远的那座作废的砖瓦窑里有人影在动。砖瓦窑下是我们村种着的一片菜地，常常被人偷窃。正中午的谁又去那儿偷盗吗？待趴在窑场后的土塄上一看，地质队的工人和邻村××的老婆在那儿干事哩！那半年里，地质队驻扎在丹江河滩钻井探石油，地质队的工人有钱就勾引村里的妇女。已经风声传出谁谁谁和工人好了，谁谁谁脚上穿了翻毛皮鞋是靠他老婆挣的。××的老婆光着下身被地质工人抱着抵住了胡基壕沿上，狗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烧饼在吃哩！我们嫉恨着那地质工人，更嫉恨着有烧饼吃的女人，一声“哇”地大喊，又掉头跑开，在村里大肆张扬，说那女人身子被撞着，烧饼也摇着老吃不准，但还是撞毕了，烧饼吃完了。不久就听到消息，××在家里用皮绳抽打他的老婆，而那个地质工人也调走了，走时没有带铺盖。
三四户人家出门去讨饭了，讨饭似乎已不是丢人的事，尤其当讨要的人数月后回村，背篓里装了半背篓晾干的白馍黑馍豆渣馍和红薯干萝卜干，大家倒有些眼红。于是，我的二伯父竟也悄然出走，去50里外的地方行乞了。他不能在方圆20里内挨门乞讨，因为贾家家族是有威望的家族，而他的兄弟和一个儿子又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当二伯父出走的消息悄悄地在我们家族里传开，我的三婶娘立即就通报了我的三伯父和我父亲。他们连夜回家来，秘密召开家族会议，将几个堂兄骂了个狗血喷头：再穷也不能去要饭，就是要饭也不是让老人去的！你们猪狗一样呆在家里，怎么忍心让你大去求爷爷告奶奶？！他们是顾面子的人，说着骂着泪水长流，责令不孝之子们分头去找二伯父，一定要把二伯父找回来。各家互相周济，不能让每一个人饿死，也不能让每一个人出外讨饭。几乎是从那以后，父亲只要从学校回来，就饿着肚子带回他的一份学校灶上的饭，比如四个小菜包子，或四两锅盔。一定到我家院门口，就要朝紧挨我家的二伯父家的后窗喊：“二哥！二哥！”那四个小菜包子我吃一个，弟弟吃一个，两个妹妹合吃一个，二伯父吃一个；而要是锅盔了，也要给二伯父拿去一小块。他们的兄弟之情一直维系到我的父亲去世前，虽然再也不是那缺吃少穿的年月了，但谁家有了什么可口的东西，必是将几个老人叫去先吃先喝。
我在西安有一个朋友，是甘肃人，老家又是甘肃最贫困的小山庄。他在西安工作后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城市姑娘，家庭和睦了数年。后来，他领她回了一次老家。老婆目睹了那里的贫穷和不卫生，回来无法抹去印象，竟想：我的丈夫就是那么个地方出来的，那是猪狗一样的生活嘛！我怎么就嫁给了他？！越想越想不通，看丈夫什么都不对劲儿了，哪儿都觉得脏，要求离婚。朋友寻到了我，苦恼得要死要活。原本要见婚姻说合，见官司说散的，但我说：“离！她看不起农民，看不起老家，和她还过什么日子。天下又不是再没有了女人！”
对于过去的苦难，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惨不忍睹，也吃惊怎么就活过来了！但是，在那时，却并不觉得苦得受不了，因为常年呆在那大山之中，没有可比较的，全村人都是一样。而令我在那时烦恼的是我总是那么矮，那么没有力气，挣不来大工分。尤其在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些人已经去参军了，去招工进工厂了。公路上往来的有小轿车，我并不嫉妒坐车的人，似乎觉得人家是应该坐小轿车的，最多是说一句：“那是铁老虎，保不准翻车就丧命啦！”但对于参军回来的、当了工人回来的那些人有了一辆自行车，心理就不平衡，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急。毕业回乡的那一份快乐和自在渐渐被繁重的劳作和无聊的生活所代替，往昔厌烦的读书如今却没了书读，我的容貌明显地与年龄不符，性格也越发老成。周围同学家的书被交换着看完了，三娃家的书也被借着看过了一遍。我开始翻《新华字典》，又不管到谁家去，都喜欢歪了头看用报纸糊的墙上的文章。我们已彻底接受了永远当农民的现实，同时发作了破坏性的农民劣性。五六个同年龄的人一伙，一块去山上割草，割生产队的苜蓿，割山里人家地堰上种植的黄花菜，将那些桑树苗一并割去；拾柴火，砍任何树上的枯枝，也砍湿枝，甚至到南山去，几个人进庄户人家缠住主人，几个人就在屋后砍人家的椿树、杨树；并将生产队里所有地塄上的野枣刺砍下来，连根也要刨出来，使地塄倒塌。村里的一切果树，果子几乎在半青时就被我们打抢了，以至树的主人用屎涂在树干上，用荆棘围在树下，而每日清晨那些女主人照样站在村口破口大骂。我们成了一群痞子、一群祸害、一群土匪。在这群小流氓无产者中，我恨我的笨拙，不会上树，不敢爬高，行动又迟缓，常常是败露事情的目标。比如，我们要报复爱指责我们的贫协主席，将他家的长得极大的一蓬船豆荚用刀子从土里割断根蔓，而我竟把刀子遗失在现场，后被查出；在把刘家的黄柿子摘下一大篓埋在水稻田的污泥里退涩焐甜时，被刘家追赶，我跑不快被捉住了并如实交待了同伙。
我们在疯狂了半年后终于在一片唾骂声中老实了，因为其中一个人发展成了小偷，使我们另外几个人害怕被他带坏，而且又有两个家里开始为其订亲，也没了多余时间鬼混。那一日，我独自去丹江对面的沟里割草，镰刀撞着了一窝蜂，虽然及时卧倒装死，额上还是被蛰了三个包，忙用鼻涕涂抹了，背了草背篓趟过了齐腰深的河水。刚刚上岸，坐在岸边穿那一双破得没了脚跟儿的草鞋，抬头就瞧见了邻村的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已经是工人了，据说与另一个村的姑娘订了婚。他推着自行车从水渠堰上走过，自行车上挂着大包小包是要去拜未来的丈人的。我立即低下头去，又隐身于草背篓后。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但我却偷偷地看着他骑上了自行车驶去，堰两边的草丛中青蛙就扑腾扑腾地跳进稻田。刘家的一个媳妇在堤边采白蒿，她有肝炎，一年四季采白蒿熬汤喝。她说：“嘿，你瞧瞧人家，哪像你这模样？！”这话使我感到极大的羞辱，我永远记着这个刻毒的女人，她伤害了我，使我从那时起开始真正产生了自卑。当我成为作家后，许多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我说，得有生活，得从小受到歧视，我举的例子就有这个女人的那句话和说那句话时的眼神。我去生产队交完了草后回到家里，我的脸是阴着的，母亲端来饭我也不吃，爬到我家的泥楼上发狠：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吗？！此事发生之后的10年，我回到了家乡，听到了两件事：一件是邻村一个人责怪儿子不好好学习，没有打，也没有骂，领儿子去山上砍柴，偏让儿子背得很多，以至走到半路，儿子脚磨破了，肩膀也被背篓襻儿勒出了血。儿子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他开始教育了：“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这样一辈子！”另一件事是伤害过我的那个女人，丈夫去世后改嫁到了另一村，后夫有个儿子，她虐待，每次儿子砍柴回来，她总嫌儿子砍的柴没有隔壁谁谁谁砍得多。那儿子指着门前公路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干部，说：“人家会骑自行车，你怎么不骑？”我听了大有感触，尤其高兴那儿子对后妈的诘问。我就在那一次偏去那女人家看她，但她却早忘了当年嘲笑我的话，热情地接待我，还从葡萄架上摘了一串葡萄让我吃，甚至说，村里流传着一个道士在很早很早的时候经过棣花，指着你家的老房子，声称这一家将来要出个人物的，果然就出了你啦！
我开始想着离开农村，甚至幻想我本是读书的料，若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考上高中、大学，去从事适宜于我的一份工作的。所以，在又一次征兵时，我就报名了。军人在60年代地位是非常高的，只要一参军，即使家再穷，人长得再丑，也立即就能订下未婚妻。报名当兵，必须走通公社武装干事的关系，但棣花公社的武干我不认识，也难以与人家认识。我们村有个在别的公社当武干的人，他家的日子十分富裕。一日我去他家院墙外的桑葚树上摘桑葚，偶尔往院中一望，望见了晒在那里的一席白皮点心。60年代送礼即送一瓶酒或一包点心的。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大姨从县城来给我家带过一包点心，我和弟弟是关了院门，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包，一人拿一块，一边吃着一边用另一只手在下边接着掉下的渣。吃完了，舌头在嘴角舔，又噙一口水涮涮咽下。而人家竟点心多得吃不了，拿一张四六席在晒太阳啊！我是没有提着点心去走通武干的，结果报名后随着几十人去商镇区政府大院接受参军体检，脱了鞋，脱了上衣，也脱了裤子，让医生拿着玻璃棒把身子的每一个部位都戳着看了，认为一只脚是平板而遭淘汰。至后，又招收地质工人，大队的三个领导在将十几人的名单进行第一轮的筛选时，就将我的名字拉掉了。事后，据说拉掉的原因是他们三人不熟悉我。虽然知道是东街贾家家族的老八，但别的人近来踏破了门，我却未去一次。“他以为他是谁，寻着寻着他去当工人呀？！”再是要招收一批公路护养工，我主动去大队找领导希望能让我去，而公路局的招工人员嫌我又瘦又矮出不了力，没有被目测上。没有被目测上，我气恼了，月夜里从大队部往回走，一路见树用脚踢树，见石头用脚踢石头。后来公路上没人，掏出家伙来用尿边走边甩着写字，写的是：老子还看不上干那力气活儿哩！到了年底的某一天，我的那个当民兵营长的本族哥敲我家门，他喝得醉醺醺的，说小学的一个女教师休产假了，要找一个代理教师，大队的几个领导和他商量，他推荐了我。我很高兴，又担心他是喝醉了胡说的诓我，本族哥拍着腔子说是真的，明日可能正式研究哩。母亲留下他给他做面条吃，又在面条下卧了两个荷包蛋，希望他明日研究时一定要让我去当代理教师。这一夜和第二天的上午我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估摸我是十拿九稳的。因为我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全大队谁能比我强呢？我甚至想象了我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带一个小凳子，板书时站在小凳子上就可以把字写到黑板的上部了。但是，这次我又落选了。本族哥见到我时破口大骂，说没想到代理教师有那么多人在争取名额，而且一个领导坚持要让他推荐的一个熟人去。争执了一阵，后来都不说话，他上厕所去尿尿了。等尿回来，他们举手已表决了，定的是那个领导推荐的一名妇女。接二连三地打击，磨掉了我的志气，往后再有什么招工招干我连理都不理了。记得有一次李家的那个儿子穿戴整齐地出村去，我说穿得这么新去丈人家呀？他说铁路上到棣花招工哩，你不去公社看看？恰好一群孩子撵打着一对交尾的狗跑过来，我二话没说，抄起了一根棍子就打那只长着黑眼圈的狗。黑眼圈狗痛得哼叫，但它逃不走，因为尾部还连着母狗。李家的儿子怪怪地看着我，我听见他在说：“你给我使什么性子？不去就不去，你就好好做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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